材料一   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陆路以铁路连接物产丰富的东北腹地，海路则以大连港为节点， 联结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曾建起大批现代化工厂，并且作为太平洋战争 物资集散地，大连还大量存储了汽油、布匹、钢铁、化工等原料。日本投降后，大连由苏联进行 军事管制，不久便由中国共产党实际接管，很快恢复了秩序。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十分重视 军队的后勤建设，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1日，苏军   将“满洲”化学厂等6家工厂移交我方，与我方陆续建成的引信厂、弹药厂共同组建成“大连建新公司”,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就这样诞生了。

——摘编自张艳《从大连建新工业公司的三份红色档案说起》

材料二某历史兴趣小组以大连建新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大连军工工业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发展情况。以下是他们搜集到的部分资料。

材料一   20世纪初的中国世界史研究

——摘编自于沛《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中国学者看到，苏联世界史和苏联中国史论在重新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方面，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1978年，中国学术研究步入正轨。在对世界历史新知的渴求和为经济建设出力的愿望的背景下，他们遇到了“全球史观”。“全球史观”最能打动中国世界史学家之处，在于某些论点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观相合。中国史学家认为“全球史观”提倡的新视角、新方法具有开拓意义，不管对全球史观作何评价，对其批判“西方中心论”的态度，总是称许有加，这也是它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的重要原因。

——摘编自刘新成《全球史观在中国》等

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批亚洲民族主义国家紧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纷纷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中国一贯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外部势力侵略与干涉的斗争，并对独立后的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建设给予巨大而无私的支持与援助，如积极支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支持刚果、老挝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对古巴尽一切可能予以援助。广大亚非拉国家认识到中国是朋友，是国际社会中主持正义的力量，是它们争取独立解放、维护主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外援。广大亚非拉国家认为，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利于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并能更好地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宗旨。……在中美关系松动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加快了承认新中国的步伐，成为在联合国大会上赞成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新生力量。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摘编自高志平、郭温玉《不结盟运动与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材料一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改变了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比，而且还直接冲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远东的战略部署。在新中国成立后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历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全面遏制，由此导致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走向敌对与冲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军事实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美苏全球争霸的战略态势呈现苏攻美守的局面，同时美国还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沼而难以自拔;另一方面，苏联已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来自中国北部的安全威胁愈益增强。这些重大因素，连同中美现实主义式的外交互动有力地促成了中美外交的革命式接近。

——摘编自袁校斌、晋军《20世纪70年代后中美关系发展模式研究》

材料二在任何国际政治场景中，身份界定是确定两国关系性质的根本前提。只有在明确对方的身份之后，才能够确定双方关系的性质，并以此决定交往方式和制定相关政策。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经历了一段关系良好的时期，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中进行了诸多方面的合作。1997年，美国政府明确表述了全面对华接触政策，中美承诺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9年，在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李肇星大使发表《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讲;2011年，中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共同努力，建设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特朗普总统执政之后，中美关系跌至谷底，美国的一个重要行为就是明确了中国的对手身份。在这样一种身份政治的背景下，美国将中国视为竞争性、挑战性的大国，将美国过去几十年试图以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的做法视为战略失误。

——摘编自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材料一近代的大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并得到发扬光火。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前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摘编自张斌贤《中外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机制的比较研究》

材料二1949年，我国仅有高等学校205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0.26％，全部在校生不足12万人，其中工科在校生只有3万人。1952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到1957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229所，其中，综合大学17所，工业院校44所，师范院校58所，基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文重工轻、师范缺乏的状况。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发布，高考制度恢复。然而，直到1998年，我国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9.8％，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高校扩招是民心所向，势在必须。到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15％，正式进入大众化阶段。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发布，吹响了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力度最大的一轮高考改革号角。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2017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发布。《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的发布将推动我国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到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

——摘编自《扎根中国大地奋进强国征程》（《中国教育报》2019年9月22 日）

材料一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了抗战时期工业内迁和新中国三线建设两次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运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全国近4000家工厂中，沿海地区的工厂占全国工厂的76%，与之相较，西南地区近代工厂不到300家，西北地区几近为零。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开展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将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至1940年，内迁基本结束，共计内迁工厂448家，技工1.2万余人，这使得内地工业出现了短暂蓬勃发展的景象……20世纪60年代，全球形势异常紧张，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此形势下，党中央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规模巨大的三线建设从1964年持续到1980年，横跨三个五年计划，累计投资2000多亿元，参与建设的职工在高峰时期有400多万人。全国众多项目从沿海迁至三线地区，有力地促进了内地资源的开发，改善了我国的生产力布局。

——摘编自陆婷《抗战时期工业内迁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一两次以国防为中心的经济建设运动比较研究》

材料二   美国城市经济的地理分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很大变化。早期商业性城市的经济中心以及工业革命时期城市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内城人口密集的区域。随着重工业的发展和城市环境的恶化，工业企业伴随居民的迁出而不断迁往郊区，中心城区开始出现衰败的迹象。二战后情形更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开始，众多公司离开中心城区来到郊区安营扎寨。1963年，美国工业企业有一半位于郊区；到1981年，大约2/3的制造业活动在郊区的工业园和工厂中进行……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国城市经历了新的经济转型和文化变迁。信息产业、文化产业以及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在中心城区的发展再一次提升了中心城区的经济地位，各类外来专业人才的涌入提升了文化的多元性，中心城区的吸引力再次加强。

——摘编自王玉平《美国城市经济地理空间变迁研究》

材料一　　17世纪以前，中国和俄罗斯并不接壤，17世纪以后，沙俄通过扩张，使得中国和沙俄互为最大的邻国。沙俄侵华政策基本方针早在彼得一世就已奠定，他的后继者亚历山大、叶卡捷琳娜等沙皇都继承了这一侵略方针。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给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苏俄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苏形成了结盟关系，《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斯大林在维持苏联利益的同时，也真正给予了我们帮助。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苏联撤走援华工程师，拆除设备，几令中国陷入极大困难之中，甚至还发生了珍宝岛战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演变成正常化的中俄关系。现在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深，最重要的是还建立了中俄边境贸易，在互利互惠原则上发展沿边城市的全面合作。

——摘编自王钰《近现代中俄关系走向》

材料二　　 二战后，日本一直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更重视日本作为战略基地的作用，要将其纳入它的战略体系中。美国片面炮制的对日“和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其目的是谋求使其长期占领日本“合法化”。1950年8月，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定本”。其中，在领土问题上它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议》的规定，故意把中国台湾、澎湖列岛等归属问题弄得含混其词。同时，日本吉田政府在美国指示下，也同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所谓的“和约”，并建立“外交关系”。1958年，杜勒斯等人说蒋军驻扎在金门、马祖是“愚蠢和不明智的”，企图使蒋军撤出金马等沿海岛屿，把台湾与大陆完全隔离开。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国际格局的演变和超级大国霸权地位的起落，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美国开始调整对华、对台政策。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上海公报》，美国表示：“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中国对美斗争的重大胜利。

——摘编自高民政《1949至1979：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军事政治较量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