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潜在的战争威胁，尽快改变中国工业的不合理布局，中共中央作出了重点在西南、西北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举全国之力进行了一场以备战为中心的大规模工业建设。三线建设以国防科技工业、机械与能源工业等为重点，极大地增强了新中国的工业实力。

——摘编自朱佳木《进一步认识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意义与任务》

材料二   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对中国发展不平衡的特点，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一个大局，就是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时，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99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任务的部署。2008年西部地区进出口总额达1068亿美元，是1999年的近8倍，年均增长23.2%；进出口总值占全国比重由1999年的3.8%，上升至2008年的4.2%%，促进各地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10年来，中国西部呈现区域合作、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赵立《“三线建设”战略与“西部大开发战略”比较》等

材料一   近五百年的世界历史，就是一个现代化孕育、生成并扩散、推进的过程。在“抗拒”与“接受”这两种显而易见的立场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性，即“反现代化”，这个立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接受现代化，但只接受它的形式；它接受现代化是为了控制现代化，让它为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服务，从而为避免不可避免的现代化挑战寻找一条有效的途径。它试图把“传统”与“现代”调和起来，它将“现代”服务于“传统”，让“现代”向“传统”过滤。反现代化如果不能在过程中逐渐融入现代化而使镜像与真相合为一体，那么爆裂终将产生。

——摘编自钱乘旦《“反现代化”——一个理论假设》

材料二   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是一个“串联式”的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200多年时间。中国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就不可能沿着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亦步亦趋，必须发挥后发优势，立足中国实际，走自己的路，全面推进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只有遵循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神话，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所固有的先天性弊端，提供了现代化的全新选择，开辟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展现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摘编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体育口号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对体育寄于祈望一种心声和呼唤。下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口号的演变。

——摘编自高玖灵《新中国体育口号的演变与思考》

材料一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标志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进入新阶段。但是改革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

——摘编自孙震威《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探索》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中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了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细化了21世纪中国式现代化的路线图，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将小康社会的内涵深化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方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其目标是实现物质、政治、精神、社会与生态五大文明体系协调发展。

——摘编自郭玉坤《守正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之路》

材料一 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是“实业救国”的开篇之作，在中国近代纺织业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生纱厂创办后首先面临解决原料问题。他广泛动员城郊农民种植棉花仍不能满足工厂生产需要，张謇把眼光投向了海安东北部的围垦区。《海安县志》有这样一段明确的记载：“民国初年，南通实业家张謇在李堡、角斜地区创办大赉（lài）公司，从启东、海门等地招雇农业工人在腰灶河以东至角斜场一带，开垦荒地，种植棉花，为大生纱厂提供原料……”民国四年（1915）4月，张謇、张詧（张謇三哥）等成立大赉股份有限公司。大赉公司业务以种植开发农桑、棉花等当时外贸、内需紧俏经济农作物为主，公司集股章程提出：“合资本之力，齐民扩业；一为国家增岁入之资，收本富之利；一务使公司获最优之利，庶他州县易于兴起。”大生纱厂入股，当地实业银行，几以全部股本，经营垦植。鉴于当时日本棉商成为大生纱厂竞购的强劲对手，威胁着大生的原料供应乃至企业的发展。张謇主张“农产之重要，无过于棉”“广植棉产，以厚纱厂自助之力”。建议“久荒之地，听绅民召佃开垦，成集公司用机器垦种。……国人能为地主而资力不足，外国人有资力，又有技术，而不能为地主，非合并而利用之，无以收化荒成熟之效，但须不犯土地、尊主国之权”。

——摘编自王其银《张骞创办大赉公司的历史影响》等

材料二 国家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一直都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我国逐渐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迈进。根据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可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分为3个阶段，即工业化初期阶段、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工业化中期阶段，每个阶段都根据当时的农业发展状况制定了相应的农业政策，工业化初期规定在土地归农户所有前提下施行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合作经济，农业发展目标是恢复农业生产；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过渡阶段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实行集体所有制下的集体经营，目标是积累原始资本；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土地是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等，实行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双层经营和多元经营，农业目标是保障粮食安全和保障食品安全。

——摘编叶伟娇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对农业投资的影响及发展趋势》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对甘蔗有文字记载最早的国家，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经开始栽培甘蔗，并榨蔗汁作为饮料饮用，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经济掠夺，致使我国蔗糖业每况愈下，从蔗糖出口国变为外糖倾销地，1924-1930年，我国每年平均进口白糖60万吨，1931-1937年，每年平均进口约30万吨。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国产糖量有减无增，而进口糖量有增无减，从20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中国内地机制糖厂年产糖3万吨，加上生产的土糖17万吨，合计食糖年产量也就20万吨，在当时世界产糖国家中排名第26位。

——摘编自周可涌《中国蔗糖简史》

材料二

——摘编自罗凯《中国甘蔗糖业60年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材料一   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朝已有“登人”或“登众”，即临时征集兵员的记载。西周时对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春秋战国时期，为了敛收田赋和征集兵员，各诸侯国采用“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进行人口控制，秦国创建了“士农工商”四民体系，不迁不移，恒业不变，确立了以“立户分户”“什伍连坐”和“使民无得擅徙”为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汉代实行“编户齐民”制度，并且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户籍管理的专职官员。隋唐时期，统治者为防止民户逃亡，在继续推行北魏“三长制”的基础上，实施“大索貌阅”，大量隐漏户口被查出，增加了政府控制的人口和赋税收入。到了宋朝中叶，运用保甲法来管理户籍，目的是加强人口控制，增加税收和改革兵制。元朝的户籍制度出现新的特点，它将居民按职业划分为若干种户，不同类别的种户具有不同特权。明清的黄册登记制度同样强调不同人的不同特权。

——摘编、整理自《我国户籍制度及其历史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对人口迁移管制较为宽松，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随着国家优先发展重化工战略制定，出台了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1958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此为标志，我国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对人口流动实行严格限制。1963年，公安部依据是否拥有国家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将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1975年新修正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徙自由的条文。1978—1994年，为户籍制度的调整松动阶段。1994年取消户口按商品粮为标准划分为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结构”。1995—2001年，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进入21世纪，城乡户口一体化成为户籍改革的主导。2003年，各地又推出新的户籍改革措施，停办蓝印户口；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类别，推行城乡户口一体化；进一步降低城市门槛，以准入条件入户。

——摘编、整理自《新中国户籍制度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