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辛勤的小农所从事的生产使汉帝国的粮食储备极为丰盛。与此相反，罗马帝国居民的粮食有三分之一来自埃及。与汉帝国相比，罗马的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在政治机制上，汉帝国的国家机器靠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运转。从中央到地方，皇帝的触角可伸至每个角落。罗马帝国由元首（皇帝）和元老院治理，其统治中心实际上只限于罗马本土。意大利半岛以外的行省基本上呈半独立状态。他们有各自的议事会、军团和城市自治权，和帝国机器的运转很难同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汉民族强烈爱国意识的写照。罗马公民对国家政治不太过问，关心的是个体，是自己的冒险和发财。

——摘编自张齐政《也谈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兼与汉帝国比较》

材料二   235～285年，“罗马前后更迭二十六位皇帝，废立皆决定于军队”，甚至出现了“三十僭主”的分裂局面，军队哗变，各地区割地自据。自4世纪中叶开始，罗马帝国内部奴隶反抗斗争不断，帝国外部大批蛮族入侵，两股力量里应外合冲击着帝国的统治。瘟疫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直接导致罗马军队参军人数的下降，面对源源不断的外族入侵，罗马军队不得已征召了大量的蛮族雇佣兵，从而使罗马军队的蛮族化程度加深，这间接导致了罗马政治局势的动荡。在大灾难面前，人显得十分渺小与无助，人们开始逐渐丧失对皇帝的信任。再加上罗马人自身的传统民族精神随着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弱化，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民的社会道德体系逐渐崩塌。

——据邢国峰《蛮族入侵与罗马帝国的衰亡》整理

材料三   在对匈奴的斗争中，汉帝国文武兼备，通过武力征伐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威胁；通过政治联盟和文化渗透，很好地配合了军事斗争。西汉统治者综合运用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运筹帷幄，制定并成功实施了一整套战略，最终实现了北拓边疆的战略目标。

——摘编自张韶梅《西汉北拓边疆战略述论》

材料一 　东汉以来，统治者为补充内地劳动力和加强军事实力，招引或强制边疆少数民族入居内地，同时由于我国天气有了逐渐寒冷的趋势，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逐渐南下，到了魏晋时期，出现了少数民族内迁、汉族南迁的高潮，最终"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户口，戎狄居半"。"汉胡共政"的局面也逐渐确立，有些胡人政权的主政者是汉人，如氏族君主苻坚重用汉人谋士王猛，一些汉人政权的决策层中也有不少胡人。许多少数民族上层极力推崇汉文化。如后赵的建立者羯人石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余小学于襄国四门"，安排贵族子弟学习汉语和儒学。汉人的各方面也深受胡人影响，比如汉人头上戴冠旧习逐渐改为使用头巾。少数民族政权还十分重视族源的追溯，如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前赵），因当年刘邦曾以公主"妻冒顿"，因此匈奴成了"汉氏之甥"。

——摘编自李学勤等编著∶《碰撞中的民族的大融合—魏晋南北朝》

材料二 　公元元年前后，日耳曼人开始逐渐南迁，罗马人允许甚至鼓励日耳曼人越过边境来当兵和务农，罗马的产品、技术和思想也影响着日耳曼社会的许多领域。3世纪，在西迁的匈奴人压迫下，日耳曼各部族被迫西移，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民族大迁徙由此而生。在这场"蛮族入侵" 中，日耳曼人逐渐成了罗马的军队将领、政府官员，罗马帝国在蛮族的冲击下最终走向瓦解。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的人种分布发生剧变，西欧为日耳曼人各分支所占据，包括哥特人、汪达尔人、伦巴第人、法兰克人等，他们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西欧的语言也随之改变。形成日耳曼语、拉丁语两大语系。日耳曼人对旧罗马帝国文明发

达地区的统治结果是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它既不是罗马文明，也不是日耳曼文明。正如恩格斯所言;"日耳曼的文明固然效仿了罗马人的样式，然而却完全独立地发展起来。"

——摘编自李秀珍主编;《西方文明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