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罗马起初只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城邦，生存空间十分有限，战争就逐渐成为罗马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对迦太基的战争期间，政府向罗马人借款以支付巨额战争费用，然后以战争中掠夺的财富赔付。消灭了迦太基，罗马逐渐向地中海东、西部发展，开启了并吞希腊世界的活动。到了帝国时期，穷兵黩武仍然是罗马存在的常态。所以罗马人认为边界就是要使敌人恐惧。对于日耳曼人和帕提亚人等，不能对等与之谈判和平，而必须是由罗马赐给他们和平。用金钱求和，更被认为是耻辱。在图拉真统治时期，罗马军力进一步下降。但罗马因不满意于之前要向达契亚交纳钱币以换取和平的协议，还是发动了对达契亚的战争；最终将达契亚变成罗马的一个行省。

材料二   汉朝建立后，高祖的注意力仍然是要扫平割据的中原诸国，当时驻守在代的韩王信投降匈奴，信的部将也和匈奴联合，所以才出兵击匈奴。尽管凭借完善的财政管理系统，由编户齐民组成的汉朝军士在组织、装备、物资力量等方面要胜过匈奴。但是，从高祖到武帝初年，汉对匈奴采取的是防守政策，希望以长城为界，双方各保平安。只有在汉武帝时有一段主动反击的时期。对于打胜仗的将军，也没有像罗马那样大张旗鼓地歌功颂德给他们修建凯旋门、纪念碑。总之，西汉一代的边防政策，遵守着“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的原则，这与罗马是完全不同的。到了东汉，南北匈奴分裂，方才出击，打败了匈奴，免除了匈奴对中原居民生产的骚扰破坏。

——摘编自马克走垚《汉朝与罗马：战争与战略的比较》

材料一   从公元前7千纪到前1千纪，东地中海贸易作为早期贸易活动的代表，以黑曜石、青金石和青铜的金石之路为典型，贸易形式基本上是原始的物物交换。金石贸易主要是为了满足上层贵族的需求，具有零散分布、时断时续、区域贸易的特点，但是客观上通过若干贸易路线的互通与交集也沟通了爱琴文明、古埃及文明、叙利亚﹣巴勒斯坦文明、赫梯文明、两河文明和伊朗文明区域。

——摘编自刘昌玉《上古时期东地中海世界的商路分布与贸易活动》

材料二   公元1-2世纪，随着印度洋季风规律的发现、地中海世界造船技术在埃及红海沿岸的传播、埃及红海港口及尼罗河之间交通的改善以及东方商品消费市场的扩大，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远洋海上贸易迅速发展……随着"罗马和平"的到来、消费量的增加、政治竞争的助推和奢靡之风的盛行，罗马人对东方产品的需求增加，经由埃及东方贸易在罗马经济中地位日益突出。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东方贸易比学者们普遍强调的规模更大、运作更加复杂。东方贸易在帝国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摘编自陈思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的海上贸易及其在罗马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材料一   《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奴隶可以买卖。自由民捕获逃亡奴隶应归还其主人……自由民窃取神或宫廷之财产者应处死，而收受其赃物者亦处死刑。”同时，将奴隶视为奴隶主财产的一部分，侵犯了这部分财产权亦受法律的严惩。还规定：“自由民将宫廷之奴或婢，或穆什钦努之奴或婢，带出城门外者，应处死。”《十二铜表法》第八表第3条规定：“如用手或棒子打断自由人的头骨，应缴纳300阿司，如为奴隶，则为150阿司。”可见，奴隶在社会上不能与自由人平等，法律维护奴隶主利益，阶级属性也是昭然于世。

材料二   《十二铜表法》包括传唤、审理、执行、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私犯、公法、宗教法、前五表的补充和后五表的补充等。从遵循“习惯法”到创立一部新法律“成文法”，开创了罗马法制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它“不分贵族和平民，所有受害人依法受到同一的保护，所有加害人按法律受相同的制裁”，具有“平等性”；它在条文中明确“禁止无限制的自由报复”，以“仅在双方不能达成和解的情况下”对“同态复仇”加以限制，体现了对个人“生命权”的尊重和司法执法机制的灵活性和审慎性。

——摘编自刘招静《<十二铜表法>——罗马法的起点》

材料一   地中海优越的地理环境赋予了古希腊人发达的航海事业，典型的海洋文化和独特的民族特性，使其具有高度开放性，加上繁荣的商贸经济造就的商业文化和高度发达的城邦民主制所提供的良好宽松的政治氛围，以及长期的海外殖民活动等因素的合力作用，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求知进取精神，决定了它的文化结构的开放性，而只有开放性的社会组织、文化结构，才能保持活力，汲取最多的能量。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上，得信息交流之先，使它得以同周边其他民族进行频繁的文化交流，从中学习、吸纳、融合其他民族文化的先进成分，传播、辐射本身文化，从而强有力地推动了希腊文化的发展、壮大，并且取得辉煌的成就。

——摘编自罗立东《古希腊文化的生态环境论析——兼与中国文化比较》

材料二   正是由于对人的重视，所以古希腊人造就了神人同形同性的神话体系，神就在人身边，他们绝不是高高在上、冷漠无情的神，而是一些极富有人情味的生灵。古希腊人认为，人的美丽不在于他的衣着或装饰品，美丽体现在自身的美质上，而美质的获得靠的就是智慧。“一个人，如果在他那里理性地实现他的目的，以现实的知识作为支配原则管理着他整个的生活，那么，这个人就是智慧的”。古希腊神话与《荷马史诗》中，宙斯虽是众神之父、宇宙的主宰，但却无法行使专制暴君的特权，女神可以拒绝他的求爱，普罗米修斯可以违背他的禁令，偷盗天火传给人类，埃斯库罗斯更是让普罗米修斯发出“宙斯的主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的呼喊，并在雷电轰鸣、天崩地陷的威胁面前，依然傲然挺立，发出令宙斯心惊肉跳的预言：“宙斯很快就会不体面地被推翻。”

——摘编自尚烨《古希腊文化特色分析》

材料—   “真正的历史学是从修昔底德的著作开始的”。修昔底德出生在雅典伯利克里统治下的“黄金时代”。其代表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严格地按照编年体记事。约有四分之一篇幅是演说辞，其中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在著作中引用伯里克利的话说：“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力图站在世俗的立场上总结这场战争的原因及其教训。他将自己参与过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作为写作的唯一主题，“对于战争中所发生的事情，我的原则是不记载从碰巧在场的人那里获得的情况，甚至不凭借我本人的印象；我所记载的，要么是我亲历的，要么是我从他人那里获悉，但我尽最大可能一一准确核实过了的”。虽身为雅典人，但对这场战争的叙述却是以一种旁观者的态度来记述的，并非偏袒雅典。

——摘编自李永明《从<考古学>篇看修昔底德的历史思想》等

材料二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这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初衷。其成书于赵宋政权内外交困由盛而衰的转折关头。司马光为编写《资治通鉴》，设定了极其严苛的三道编撰程序。第一道是编“丛目”，就是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排出史料索引。有学者研究指出，三百多万字的《通鉴》是从六七千万字的正史、杂史中精心淘炼出来的，而且《资治通鉴》中所引用的许多史书现在早已失传。第二道工序叫做写“长编”。长编可看作一种史书体裁，写作原则是“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按照这个要求，修书者必须详细阅读各种史料，一旦出现记载不一致的情况，还要认真考异（分析史料），并详细注明是否采信的理由。最后一道工序是定稿。这项工作主要由司马光自己完成，他要在长编的基础上考订史实、删繁去冗，同时还要统一语言风格和全书整体逻辑。为编写《资治通鉴》，司马光等人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这样的工作，如果没有一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无论如何是办不到的。

——摘编自周吉《宋朝进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