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东亚大陆的华夏族与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人，与周边群族展开大规模的互动，从而使中、希族群意识发生了变化，进而发生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有两个内涵：第一，文化内容本身的变化，即：由原始的早期文化向成熟的文化转变，理性的制度和价值观被创造出来。第二，复杂化的文化标准的隆升，血缘认同不再具有主导的地位，文化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标准。在族群大规模互动的年代，一个与华夏族群和希腊族群的制度文化相异的“他者”出现在它们面前，使它们在“他者”的映照之下认识了自己的文明，并在这个基础上建构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摘编自魏孝稷《族群互动与族群认同的文化转向》

材料二   在西潮东渐逐步扩张的过程中；新的地理知识伴随着日渐发达的报刊与出版品等现代媒介，在中国广泛传播。与此同时，清中叶以来，一连串由西方列强所发起的“商战”“学战”“兵战”，给晚清政府带来的屈辱性后果，有力地挑战着士大夫思想中的天朝意识与天下观念。一个“万国”竞逐的“国家体系”逐渐代“天下”而起——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制王权，国际法下的对等关系取代了朝贡制度，以国力比拼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取代了“怀柔远人”式的文明教化。

——摘编自黄克武、王建朗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党的文献中“中华民族”用得不多，并且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对。1931年“中华民族”成为统一战线常用语。1935年，中共号召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以求中华民族“得到最后的彻底的解放”。1937年，中共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1941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

——摘编自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