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公元723年，日本政府颁布《三世一身法》，鼓励土地开垦。公元743年，政府又制定了《垦田永年私财法》，允许新开垦的土地私有化。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那些有实力的贵族和寺庙神社纷纷扩大私有土地，购买农民的土地或雇佣农民及流浪者进行耕种，这样就形成了日本的早期庄园。在庄园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农业资源及保护庄园利益，庄园与庄园之间经常产生摩擦和纠纷，甚至发生武斗。在初始阶段，参与武斗的往往是庄园里的农民，但由于常常耽误农活和农时，且战斗力低下，于是庄园主便选拔勇敢强壮的农民专门负责保护庄园，这些人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专门进行军事训练和战斗，他们就成为日本最早的武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早期武士不同于国家的军队和士兵，他们是具有私人性质的、为保护庄园利益服务的、忠于庄园主的私人武装。

——摘编自张如意主编《日本历史》

材料二   进入11世纪后，伴随着耕地不断得到开发，领主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并加强对农民的统治，纷纷加强庄园的武装力量。武士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领主一般以开发地命名，在本族或上层农民中纠集“郎党”，从而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这些领主自然也就成为武士集团的领袖。由于许多领主同时兼任着地方的郡守或多长，因此，武士集团不但担当着保卫庄园的任务，同时还是地方的重要武装力量。这些地方上的武士集团分别隶属于中央的某个大贵族或大寺院，于是在日本就形成了几个全国性的大武士集团，直接参与或影响到中央的政治。

——摘编自张如意《论日本武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一   日本首次使用年号是公元645年的“大化”。“大化”取自《易经》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此后90代日本天皇的247个年号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以中国唐朝集权国家为典范，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日本皇室特别是圣武天皇（701—756）和光明皇后酷爱佛教、儒学等中国文化。日本派出遣唐使20次，遣唐留学生26人、留学僧90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空海等历史人物的友好佳话传颂至今。

——摘编自刘江永《立足于日本令和时代的历史回眸与前瞻》

材料二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唐化”和“欧化”改革。日本全面学习唐制，通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制社会和太平盛世。在中国“协和万邦”、不以强凌弱的天下观和王道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人民长期友好往来。“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使日本诞生了军国主义霸道的怪胎，加速了其对东亚的称霸，使日本屡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朝鲜及亚洲等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材料一   不同于婆罗门教以“梵”(由祈祷而得到的力量，亦引申为世界的主宰)为至高无上的观念，（早期的印度）佛教不承认有世界创造之神，学界普遍认为当时“佛教是人类至上的宗教，把人置于整个宇宙之上”，这一宇宙观为佛教反对种姓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婆罗门教是印度宗教思想的大集合。佛教的创始人佛陀对教义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实现了教义的基本统一。婆罗门只是一个阶层，除了种姓家族关系外并无其他关系。佛陀在传教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宗教团体一僧团，使佛教成为有组织的宗教。

——摘编自林太《印度通史》

材料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佛教因此得以广为传播并扎根于中国本土。此时的佛教以其奥义打动了一流的学者，佛教著作呈现出剧增的趋势，不但外来的佛教经典得到了大量翻译，中国僧侣佛学论著也纷纷问世。国人还主动西行取经，点燃了佛经“经典翻译”的热潮，如法显西行就是中外交流史上的壮举。佛经的翻译也使得佛学流派和思潮出现，对后世佛学思想带来深远影响。佛学还攀附当时中国的文化，与道家和儒家等中国本土文化汇通，借以传播并丰富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

——摘编自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