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克利斯托弗·哥伦布（1451—1506）是意大利航海家，他在15世纪晚期一心一意想找到去东方的新航路，并为此制定了一个海上探险计划。他计划从西欧出发一直向西航行，目的地是东方的中国、日本及印度。哥伦布的这个计划是建立在对于地球距离的错误估计上面的。他所依据的估计有二：第一是马可·波罗对于亚洲东西两端之间的距离及对于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的距离的估计（他估计为1500英里），而这两个估计都是错误的，因为估计得过多；第二是托勒密对于地球周围长度的估计，而这个估计又过小。他由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从西欧经过大西洋到日本去的距离不足3000英里，向西航行是西欧到亚洲去的捷径。

这里出现一个既饶有趣味又耐人深思的历史“假若”的问题：幸亏哥伦布作了错误的估计，假若他估计正确的话，他一定不会向西航行，从而也就发现不了美洲新大陆。历史的客观后果，往往是超越身当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估计。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一   据拜占庭史家普罗柯比记载： “这些僧侣返回了赛林达(指中国)，并且从那里把一批蚕卵带到了拜占庭。依我们上述的方法炮制，他们果然成功地将蚕卵孵化成虫，并且用桑叶来喂养幼虫。”拜占庭帝国从此独立发展起兴盛的丝织业，形成了几个丝织业中心，它们又成为中国育蚕丝织技术西传的中续站，而欧洲也开始了其丝织业的历史。

——摘编自陈志强《拜占庭帝国史》

材料二   中国与拉丁美洲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16世纪下半叶，它的勃兴促进了以墨西哥为中心的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推动世界性的商品与货币的流通，促进了中国、菲律宾与墨西哥等国的经济发展。该商路主要参与者是中国商人和西班牙人，贸易形式以丝——银交易为主。西班牙汉学诞生于中拉海上丝绸之路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多源共生”性，对当时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李兴华等《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

材料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材料一　15～16世纪的西欧社会在“寻金热”和传教热的鼓动下，具有强烈的海外扩张欲望，航海探险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中国航海所无法相比的。当时西欧社会无论是国王、教皇、僧俗贵族、庶民商贾或资产阶级，“个个着了财迷”。其中专制君主“对于权势和财富的追求”，新兴资产者扩大原始积累的愿望，更为强烈。……对物质利益的共同追求，为专制君主与私人航行相结合提供了社会前提。这些决定了西方航海社会基础的广泛性，使之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摘编自李隆庆《十五至十六世纪中西航海不同结局的原因初探》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后，英国、荷兰等国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北大西洋的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亚洲的航路。1497年，英国卡伯特父子发现了一块“新发现的大陆”，即北美大陆东海岸的纽芬兰岛；16世纪，法国人卡蒂埃到达拉布拉多半岛(北美洲最大半岛)。17世纪初，效力于荷兰的英国人哈得逊曾多次向西北航行，探索经北冰洋通向亚洲的航路。17世纪初，俄罗斯人在北太平洋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多次海上和陆上探险，开辟了北太平洋到北冰洋的航线。西欧人还不断探寻南半球的新世界。1578年，英国人德雷克到达美洲南端的合恩角。1642～1643年，荷兰的塔斯曼环航澳大利亚时，到达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

材料一：从十五世纪开始，欧洲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不能以欧洲市场为满足，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狭小的市场之间的矛盾，由于奥斯曼帝国在东方切断商路而更为加剧。商品经济的本性决定了它必须冲破狭小市场的束缚，以其充沛的活力开拓新的市场。这一时期，技术进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则也为技术进步提供了条件和机缘。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长期统治中世纪欧洲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等宗教神学的思想意识形态，已被人们逐渐唾弃，一个要求“人的现世幸福”，要求个性自由与人的平等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已开始深入人心。这一社会思潮的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它唤醒人们认识了自己，人们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勇于探求，敢于冒险。

——摘编自陆伟芳《西欧商品经济大发展：地理大发现的前因和后果》

材料二：货币数量理论认为商品价格的高低是由货币数量的多少决定，对于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学界过去往往据此理论侧重于对欧洲的影响。但西欧“价格革命”的原因应当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去，15、16世纪是西欧社会经济剧烈变动的时代，随着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农产品价格多呈上升趋势。16世纪西欧各国普遍推行重商主义政策，鼓动工商业的发展，人为地扩大了国内货币储备，推动了物价的上涨，在法国，从1500到1592年，价格增长了十倍，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气候不佳导致的粮食歉收有很大关系。欧洲各国在I4、15世纪都经历了瘟疫与战争的劫难，人口或停滞或下降，15世纪后期开始出现人口增长，在整个16世纪，人口自然增长一直处于上升状态。

——摘编自郭进萍《16世纪西欧“价格革命”的动因析解》

材料三：新航路的开辟，加强了西欧与世界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世界贸易商路从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16世纪，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市内银行林立，欧洲各国政府纷纷派出自己的代表到这里来借贷。新航路开辟的直接后果是殖民制度的建立。欧洲的新兴资产阶级在各国专制王朝的支持下，纷纷涌向亚洲、非洲和美洲，并对当地人民进行残暴的殖民征服和掠夺。西欧各国的殖民掠夺运回大量金银，由此引发了西欧的价格革命，沉重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的地位却得到了加强。新航路的开辟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欧洲近代自然科学的进步。来往的船只把欧洲的生产方式、农作物品种和家畜等传到美洲。同时，美洲的玉米、土豆、番茄、烟草、可可等也传到欧洲和世界各地。

——杨凤霞《对新航路开辟的历史影响的探析》

材料一   财神信仰形成较迟。主要在民间流行。明朝，从吴中（今江苏扬州）一带开始，形成了每年正月初五“接财神”的习俗。不同的地区崇拜的对象不同，导致担任财神爷的角色纷杂，最普遍崇拜的是“正财神”赵公明和招宝天尊萧升、纳珍天尊曹宝、招财使者陈九公和利市仙官姚少司。另有“文财神”比干和范蠡，关公被人们尊为武财神，“准财神”是刘海蟾，港澳台地区祭祀财帛星君李诡祖。还有的地区把“太白金星”等供奉为财神。这些财神都是公平、正直、忠义之士，自然不会保佑人们去发不义之财。

——摘编自《中国古代明清时期的财神崇拜》

材料二   15世纪以后，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对铸造货币的黄金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商人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黄金来扩充资本，社会上层需要用黄金来增加收入，购买更多的奢侈品。但当时的西欧黄金严重缺乏。《马可·波罗行纪》在欧洲流传后，欧洲人一直把东方，包括中国，看成是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欧洲有很多人沉迷于“寻金热”之中，上自国王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渴望去东方实现黄金梦。

——摘编自孙梅《关于新航路开辟经济原因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