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法国的帝国权利意识源于法国早期作为一个殖民强国身份的记忆。尽管拿破仑的失败损害了法国的扩张主义政治，但重新点燃了帝国的扩张野心和荣誉感。许多自由主义者转而相信法国应当在世界大国占据恰当的位置。“文明使命论”为法兰西帝国的海外殖民事业蒙上一层道德想象和理论基础。正如维克多·雨果所言：“我们来到这片古老的罗马土地，不是为了给我们的军队灌输野蛮，而是为了给整个民族灌输文明；我们来到非洲不是为了带回非洲，而是为了把欧洲带到那里”。

——摘编自刘文明《自我、他者与欧洲“文明”观念的建构》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以后，将非洲人从“贵族暴政”中解放出来，奴隶的废除成为第三共和国在西非重新进行殖民扩展的重要理由。随着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扩张加剧，现代化的道路、诊所、学校、农业等建设被打上“文明使命”的新愿景。欧洲的殖民统治也借此加以合法化。随着殖民教育事业和精英主义政策的开展，法国在西非和北非的殖民统治逐步稳定下来。20世纪，殖民地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运动迅速瓦解了法国的殖民体系，迫使殖民者调整殖民宗主国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重塑一种全新的殖民形式。

——摘编自张玉友等《法国“文明使命”的话语霸权及其历史陷阱》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一批脱离乡村而没有成为政治统治中心的城镇兴起，打破了旧的城乡一体化格局，形成各种不同类型的城镇。从明朝初期，城镇主要发挥政治控制功能。永乐以后，沿运河逐渐形成了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镇。明前期，城镇居民统一编户，阶级结构相对简单。明中叶以后，城市中不事生产的消费者、寄生者大量增加，旧的社会等级受到挑战，金钱成为决定社会地位主要因素，商人成为独立而特殊的群体。十大商帮中有九个是在明中叶兴起，商人为取得政治地位，保证自身利益，于是，官商结合成为必然途径。

——摘自商传《论明代中后期是半等级社会》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欧洲的商业中心转向大西洋沿岸，一批国际商业中心城市建设兴起，并一直居于欧洲最重要城市的行列。伦敦以它为核心形成了英国国内市场网络，并在此与国际贸易体系连接，控制了英国进出口贸易的80%以上。伦敦在1500-1750年间膨胀性发展，人口从5万人增至65万人。阿姆斯特丹是西欧最大的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荷兰人作为“海上马车夫”，驱动着世界总吨位一半以上的航海商船。新航路开辟后，里斯本迅速成为西欧至印度洋航路贸易体系的中心，是东方产品输入欧洲的主要口岸，每年从里斯本转运至西欧各地的香料多达7000吨，1700年人口发展到近20万人。塞维利亚是西班牙的殖民地贸易中心和行政中心。16世纪西班牙航海探险活动多从这里出发，随着大西洋贸易兴旺以及美洲金银矿开采，塞维利亚成为西班牙贵重商品贸易的唯一港口，其财富令人艳羡。

——摘编自刘景华《欧洲城市建设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