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6~18世纪，土地贵族守旧的地产经营管理方式导致其经济地位、政治特权、爵位等级和社会荣誉地位急剧衰落，他们的文学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如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李尔王》展示了一幅上流社会道德沦丧、社会崩溃的图景；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对于“羊吃人”的惨剧有过逼真的描述，“他们（贵族）拉倒房屋，毁坏城镇，佃农们姣走......”.

——摘编自肖先明《中世纪至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文学形象的嬪变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英国小说家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深入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基督教道德之间产生的矛盾，成为对社会变革的忠实记录。小说中的贵族朗杰斯塔夫仅仅靠继承土地来获得收益，但其开销并未减少，这使得他入不敷出，穷苦潦倒。他的贵族绅士身份，其实就是空壳。他竞选代表本郡的国会议员，却多次失败。他对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下议院的排斥，正是对贵族绅士权力失势的无力反抗。

——摘编自曾妍《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绅士形象》

材料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流行“袴褶服”，劳动人民将袖口部分逐渐收紧，形成了窄袖衫、小口裤等样式，从此中华民族上衣下裤的服饰形制普遍推广开来。北魏建立政权后十分重视服饰礼仪的作用，从拓跋珪到孝文帝，逐渐将其延伸到日常生活领域，改穿农耕汉服。游牧文化和西域文化的服饰在民族杂处和商旅往来中汇聚，各种文化传播也为这一时期服饰文化的自由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当时“爰至北齐，有长帽短靴，合袴袄子，朱紫玄黄，各任所好”的现象。这些服饰元素，成为唐代及后世中华集体记忆可视性符号之重要组成部分。

——摘编自江冰《魏晋南北朝服饰文化论略》

材料二   在近代，女式服装的西化比男式早。在鸦片战争前后“上海女界喜效夷装，衣必袒购露臂，裤必长不及膝，袜必长统，履必高底，其形式介于华夷之间。在染欧化之沪人视之固觉时髦然使骤入守旧派目中，其不诧为妖孽也希”。这些追赶新潮的上海女性成了领导近代中国女性时装潮流的先行者。追求新奇的潮流同样反映在男装方面。洋泾浜一隅，五方杂处，服色随时更易，商绅及其子弟、一般市民，乃至仆隶佣人中都不乏追踪时尚者。戴墨镜、口衔洋烟，无论晴雨都带把洋伞，成为官商士庶的特定时装，一时相习成风，恬不为怪。

——张敏《试论晚清上海服饰风尚与社会变迁》

材料三   近代欧洲服装根据不同的特征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洛可可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服装，曾以夸张而膨胀的外观来表现人性的复苏；巴洛克时期的服装进一步突出感官效果，将服装引入现实的自由生活；至洛可可时期，以女性为中心，袒胸与夸张的撑裙证明了现世的享乐主义的泛滥。服饰流行的中心不再局限于以意大利为中心，呈现西班牙风、德意志风、法国风、波兰风等，地区风格之间时兴时衰。工业革命后，服饰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各个阶层由于自身需要穿着简便、合体的衣服。

——摘编自徐思民《西方服装史》

材料   2013年1月2日，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逝世，享年87岁。他作为主要撰稿人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在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的变化。为了顺应和推动时代的发展，解放思想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像胡福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家不乏其人，他们善于思考、独立判断；敢于批判、也敢于质疑。由于他们的努力，束缚思想的牢笼才被打破，内容与形式因时而异的思想解放运动才得以实现。

——摘编自新加坡《联合早报》等。

材料一   开元、天宝年间，唐代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由俭趋奢。“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居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当时人情多以放荡为快，从衣食住行的物质性消费到歌舞娱乐的精神性消费，尚奢华、重炫耀成为展现个性、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手段。商人为了迎合大众需求，“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品茶啜茗之风也从宫廷传至王公贵族、官僚士人，并渐入寻常百姓家。茶叶、花卉、酒等成为风靡城乡的消费热点，“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一些官员和商人为满足自己奢侈消费的需求，猎取法外收入、牟取暴利，最终受苦的还是广大平民。

——摘编自张雁南《唐代消费需求与商品供给关系探析》

材料二   伴随着城市市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和新贸易航路的开辟，追逐奢侈的消费风潮从贵族特权阶层逐步传递至城市富裕的商人阶层，乃至普通手工业者。世俗统治者往往将节日庆典和宴会活动视为展示统治能力以及城市实力和形象的舞台。威尼斯流行的一首件名诗歌记载了这样一个人：一位名叫尼科的平民，非常讲究穿着打扮，虽然只是一名造船厂里给船甲板填缝隙的工人，但也向人炫耀曾身着天鹅绒披风，腰间斜挎一把银质匕首，戴着各式戒指，在装饰豪华的家中享受生活。据不完全统计，中世纪晚期至近代早期，意大利地区48座城市共计颁布了391份涉及限制服饰、宴饮等奢侈行为的法令法规。

——摘编自尚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崇奢与禁奢》

材料一       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埃及服饰的发展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埃及人会穿一种短裙申提（schenti，最初仅供法老穿用），这种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上层阶级穿用。服饰的布料多采用亚麻纤维，由于亚麻织物凉爽、轻便，适合埃及的气候。各神殿中的祭司浮雕形象在或长或短的申提外面常穿一件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围裙;伊西斯神殿中的托勒密二世浮雕头戴王冠，王冠的圆柱形基座后部向上延伸，托起了两个花冠，红色花冠代表下埃及，上部的白色花冠代表上埃及，基座和两个花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王冠的整体。

——摘自[英]梅利莎．利文顿编著，宋炀译《世界服饰史图典．古代到19世纪的时尚》

材料二       15世纪以来，服饰时尚的领导者集中在日益辉煌的欧洲宫廷，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欧洲男性服饰凸显肌肉发达、肩膀宽大，女性服饰呈现丰胸、细腰、矮小、圆臀特点，这种造型观念是基于人体解剖学制衣的理念，摆脱了哥特的直线型风格。男女服饰面料都比较豪华，女士往往还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欧洲人对服装的迷恋还体现在服装类书籍的发展之中，仅1560年至1601年间，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就出版了十几本服装类书籍，这些书籍是木版画作品集和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很多欧洲的服饰，也有一些涉及近东、非洲甚至新大陆地区的服装。

——摘编自黄士龙《中西服饰史》

材料一   当14世纪在意大利发出文艺复兴的第一束光芒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扩展到了德、英、法等地，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才刚刚从中世纪的文化遏制中转变过来。此时恰逢世界的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大航海时代发现了中国。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看见了原来未曾看见过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新的品质”的发现。这后一种发现，更加是本质意义上的发现——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来生活，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美女，他们可以追求夫义妇顺、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了解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再来解读中国清代外销瓷，它们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明、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件中国清代外销瓷都是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而这些瓷绘是“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显而易见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阮富春《清代外销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晚明至清乾隆时期景德镇外销瓷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