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培根的主要学术贡献。(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培根获得主要学术贡献的原因。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弗吉里奥（1349-1420）将身体运动引入学校，认为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竞争精神被列为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维多利诺（1378—1446）反对“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主张重视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人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进行心灵的训练”，即“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建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
——摘编自石龙、王桂荣《西方体育人文价值的演变》等
材料二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说，“三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体育为先”，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从资产阶级进行海外竞争的需要出发，他重视体育，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卢梭（1712—1778）指出：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前提，其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身体获得自然的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遵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一思想在近代体育史上独树一帜，对后来的自然体育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赵冬等《试论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对欧洲近代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体育教育观的主要内涵和意义。(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启蒙运动时期体育教育观的新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内容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14、15世纪，西欧学者与艺术家以崭新的活力，力图恢复正统的古代遗存，即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成就，以促进正统的古代文明重生。那时，学者们对先前几千年所包含的几乎每个世纪都进行了研究。16世纪上半叶，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灵感激发了文学、艺术和知识的变革。这场变革从意大利兴起，迅速传播欧洲，形成传统上所说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整个欧洲，人文主义的兴起对基督教文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激起欧洲人对更大世界的兴趣。
材料二 在中国，1644年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刺激了儒学的复兴。王夫之赞美11世纪儒家的价值观，并梦想在人间恢复“天道”。顾炎武疏远新王朝，转向儒学的生活理念。他像任何一位欧洲坚定的文艺复兴大师一样，致力于寻找古代遗存，他和他的学者同仁有意识地保护那时的古代遗存，以防它们被侵蚀、损坏和遗忘。这场中国的儒学复兴本质上类似于欧洲的文艺复兴，但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运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的儒学复兴“没能发挥同样作用”的原因。
材料一 文艺复兴是西方近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弱化了来世主义和禁欲主义，轻轻地启动了中世纪文化控制人欲的闸门。虽然人文主义者们的思想不可能一下子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层面（如制度层面、生活习性层面等），但无论如何，文艺复兴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发端。它既已轻轻启动了宗教文化控制人欲的闸门，就再无重新“关闸”的可能。它用“人的尺度”代替了“神的尺度”，使上帝的神殿摇摇欲坠。它既已复兴了世俗的科学，理智的发展便不可阻挡。
——摘编自卢风《启蒙之后：近代以来西方人价值追求的得与失》
材料二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续和发展，是一场更为深广、更为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思想家们用“人权”反对“王权”，用“人道”对抗“神道”，用“人类理性”否定宗教愚昧，用“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等级专制。他们论证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和落后性，大力提倡建立“理性王国”。启蒙运动极大启迪了人们的反封建意识，在破除迷信、消除愚昧、弘扬理性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启蒙运动还为未来社会设计了分权制衡、社会契约等制度和措施。
——摘编自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文艺复兴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运动对文艺复兴的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意大利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直接继承了古罗马的文明。在14～15世纪，在佛罗伦萨、西恩那、比萨等地的毛纺织业、呢绒业和威尼斯的造船业中，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是商人和作坊主组成的政府，这为文化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环境。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对文艺复兴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摘编自张椿年《从信仰到理性——意大利人文主义研究》等
材料二 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因欲敛钱于德国人以备继续圣彼得礼拜堂之建筑，乃大发赎罪券于已死及未死之人。教皇之代表……因急于筹款，故极言赎罪券有种种功效，言之过当，适足岂有思想者之怀疑……路德之榜其论文，初无攻击教会之意，更不料其足以惊动世人之耳目。其论文用拉丁文所著，只备当时学者之研究。不意当时之人无论贵贱智愚，莫不急欲讨论赎罪券之性质之究竟为何。故路德之论文不久即译成德国文，遍传于全国。
——摘编自何炳松《欧洲全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和德意志宗教改革兴起背景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宗教改革运动在西欧的扩展。
材料一 北方文艺复兴（德意志、法国、英格兰、波兰等）在时间上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从意大利传入的。虽然北方的学者，比如英国的乔叟，早在14世纪时到访过意大利，但直到15世纪末，学者、学生和商人前往意大利才成为家常便饭。随后，文艺复兴传入北方。但北方文艺复兴也有其自身的根源和特点。它更多的是扎根在宫廷和大学，而不是在大型商业城市。同意大利相比，北方的人文主义与基督教虔信主义关系更为紧密。广义上说，北方文艺复兴寻求基督教人文化，寻求宗教与世俗的调和。
—摘编自[美]苏里文、谢尔曼、哈里森《西方文明史》
材料二 如果说政治上的碎片化带来欧洲在1500年前所具有的活力、创新性、转化动力和物质成就，那么这些特征得以延续的部分原因.便是宗教改革所带来的文化与神学的碎片化，其直接后果是破坏了此前帮助把碎片化的欧洲政权联系到一起的大多数欧洲人的信仰系统和组织——罗马教会。在接下来的转型中，其他权威也相继衰弱或垮塌，包括王权和固有的宇宙认知。马丁·路德本人亲自促进了这一发展，他拒绝亚里士多德和其他经典权威，并坚持用自己的理智来解释基本证据——质疑与实证构成科学革命的两个关键要素。
摘编自[美]乔纳森·戴利《现代西方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北方文艺复兴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宗教改革对欧洲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朱熹对中华传统“人文化成”的美育观念有着深刻的洞见和精辟概括，他说：“圣人作乐以养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体用功效，广大深知如此，今皆不复见矣，可胜叹哉！”这明确表达了朱熹美育教育的三个诉求：“以养性情”即“养心”、“育人材”即“成人”、“事神祇，和上下”即“厚风俗”。
——据赵贤迪《朱熹：养心，成人，厚风俗》
材料二 达·芬奇认为，“美，是一种聆听，来自内心，来自人对现实世界的切身感受。美，是一种自觉信仰，不屈服于任何居坐高大教堂中的红衣主教。”“绘画实际上是科学与大自然的合法女儿。”后世研究者广泛认为，达·芬奇的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据张冲《达·芬奇美育思想探析》等
材料三 1896年，梁启超在其著作《学校总论》中提出：“世界之运，由乱而治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要义。”在他看来，“美育要尽量发挥情感的真善关，而且要淘汰邪恶与奸丑。进而推之，美育的真谛是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上必有一种独立的精神。”
——据邱嵘《梁启超美育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以朱熹、达·芬奇、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相似之处，阐释美育的重要性。(2)根据材料，运用史实说明达·芬奇美育思想“拨动了近代欧洲思想解放的琴弦。”
(3)根据材料，指出梁启超与朱熹美育思想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梁启超美育思想的社会原因。
材料一 当14世纪在意大利发出文艺复兴的第一束光芒始，到16世纪文艺复兴扩展到了德、英、法等地，在三个世纪的时间里才刚刚从中世纪的文化遏制中转变过来。此时恰逢世界的大航海时代（15-17世纪），东方新航路的发现，大航海时代发现了中国。所谓西方对中国的发现，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看见了原来未曾看见过的事物”，而是一种具有“新的品质”的发现。这后一种发现，更加是本质意义上的发现——原来人类还可以这样来生活，人类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他们并没有接受上帝的主宰，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追求现世的幸福生活，他们可以追求美女，他们可以追求夫义妇顺、连生贵子，可以追求丰衣足食，可以追求风花雪月…了解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再来解读中国清代外销瓷，它们恰恰就是这一中国文明、这一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甚至可以说，几乎每一件中国清代外销瓷都是载体。因为几乎每一件清代外销瓷都有瓷绘，而这些瓷绘是“画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什么是意必吉祥？吉祥就是义无反顾地追求现世的幸福。显而易见中国清代外销瓷的数量巨大、传播广泛、画面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在中国文化启迪西方的过程中起到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
——阮富春《清代外销瓷在陶瓷史上的地位》
材料二 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机器的时代，除扩大生产规模外，就只有靠分工、再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这就促使丝织业和景德镇制瓷业终于发展到它们的顶峰——工场手工业时期，其生产力也提高到人力所能达到的极限。由于欧洲人喜爱色彩瑰丽的瓷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欧洲市场上的珐琅彩、墨彩瓷的价格要比同类青花器高出四倍。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与官窑的影响下，景德镇引进欧洲的珐琅彩，并将其改造为更适合工匠彩绘的“粉彩”。同时还引进了西洋画法。由于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人都抢购彩瓷，为满足外商的急迫需求。景德镇瓷商贩运白胎瓷至广州设厂加工釉上彩，于是遂有“广彩”的出现。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晚明至清乾隆时期景德镇外销瓷研究》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概括清代中国外销瓷器迅猛增长的原因。
(2)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分析清代瓷器大量外销的影响。《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说：“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以中国文化大规模西传、以西方效法中国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化交流史。”谈谈你对这一特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