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国际关系史专家刘德斌指出：“在1500年前后，正是在这一世界文明的核心区——欧亚大陆形成三个彼此相对隔离、又各具特色的国际关系体系——东亚封贡体系、穆斯林世界和欧洲秩序。”高度集权、组织有序的亚洲帝国迟迟迈不出中世纪门槛，而欧洲却最先迈出，步入近代，他认为“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民族君主国的兴起、经济技术的发展与地理大发现在欧洲走出中世纪的历程中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它们不是孤立平行发生发展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交织在一起。”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选自恩格斯《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