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8世纪，植物学是备受欧洲大国重视的实用性学科。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在灌输一种思想：精确的自然知识是国家财富积累的关键所在，由此可以影响国家实力。他们认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以改善人类的生存状况是遵循造物主安排的“善”，反之则不然。这些思想的本质是将自然商品化，即通过对植物、动物和矿物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将自然应用于人类生活生产，并创造价值。植物学，作为揭示植物生长规律以及判断其是否对人类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自然成为欧洲大国关注的焦点。其重要性集中体现在植物学家通过应用植物学知识，在全球范围内对特定高价值植物的精确鉴定和有效栽培的过程中，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植物学家在新的领地发现并编目珍贵的植物，使他们的政府能够为国内市场提供廉价的食品、药品和奢侈品；第二、他们找到国内或殖民地奢侈品的进口替代品，如大黄、茶和咖啡等，这些都是消耗国库钱财、致使贵金属外流的商品；第三，植物学家运用专业技术把经济植物运送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使之适应当地土壤，以打破国外垄断，增加国库收入。

——摘编自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选自恩格斯《反杜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