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古典时代的雅典拥有一个作为市场的中心广场，公民的社会及政治生活多在这里进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市场必然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的广场我们可以用来消磨闲暇的时光，市场则可供我们交换各种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宗教圣地、露天剧场、体育场馆等公共生活空间，也成为城邦公民参与社会活动的舞台，生动地展现了城邦公共生活的画面。这些公共场所是向所有公民开放的，为数众多的公民经常聚集于此，以参加城邦的各种公共活动，这提高了公民的参与意识。

——摘编自邵令《古希腊公民的公共闲暇活动》

材料二17～18世纪，随着西欧各国的宫廷失去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城市承担起传承经济文化的功能。剧院、音乐厅、咖啡馆等共同组成了城市的公共空间。戏剧不再是王公权贵的专属，而成为市民喜爱的一种艺术形式。大众剧院摆脱了宫廷戏剧的演出套路，上演了众多关注市民生活和讽刺政治的优秀剧作。这种由封闭到开放的趋势同样影响着西欧音乐的发展。在巴黎的公共音乐厅，交响音乐会和大型歌剧频繁上演，满足了民主时代人们的愿望。自1662年伦敦首家咖啡馆开业后，咖啡馆成为市民读报、交谈和讨论时政的自由公共空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公共场所的话题不再聚焦于文艺的评头论足，逐渐转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这引起了当时统治阶层的恐慌，不少公共场所因此而被指责为“鼓励政治分歧和反叛思想的场所”。

——摘编自许正林、李倩《近代西欧报刊与城市公共空间的关系探析》

材料   近代理性主义最初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牛顿对万有引力的发现以及牛顿力学的演算，使理性主义的旗帜树立起来。政治理性主义者将自然科学领域的分析、计算、逻辑推理的技术运用于政治领域，使这种追求确定性和功利性的科学方法在政治生活中占有了绝对的地位。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同宗教神学斗争的过程中，政治逐渐从宗教的控制中摆脱了出来。此时，还涌现出大量的政治家，比如伏尔泰提出的自然权利论，指出自然赋予人们自由和平等,所有的权利属于人民也被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在理性主义的引导下，国家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理性主义逐渐丧失了理性原有的怀疑性，转而追寻一种纯之又纯的确定性。近代政治领域所崇尚的理性主义更多是对理性的“形式”、“逻辑演绎”的空前追求，将人类的政治程序化、简单机械化、标准化、量化。

——摘编自赵恩烯《政治理性主义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材料一15世纪以来，罗马教廷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商人，都有对文化事业的爱好，他们乐于充当文化赞助人。艺术家把作品卖给赞助人，买家也会委托艺术家制作特定作品。有学者称其为“艺术赞助人制度”。《蒙娜丽莎》是达·芬奇为富商约稿所绘，米开朗琪罗应教皇要求创作了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西斯廷圣母》则是拉斐尔为西斯廷教堂创作的祭坛画。此后三个世纪，欧洲画家们也多依宫廷贵族的委托进行创作。画家被委托人和贵族阶层供养，几乎等同于显贵家族的仆人。这段时间盛行祭坛画、肖像画，风景画普遍遭到鄙夷。

材料二19世纪之后，新一代艺术家们不再依附教皇和贵族，画家们的创作目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法国画家库尔贝宣称：“（我）一时一刻也不违背我的良心，一分一寸也不画仅仅为了取悦于人、易于出售的东西。”雷诺阿的名言是：“如果画一个东西不能给我乐子，我画来干吗呢？”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画一切事物。随着照相术的发明，传统的“画得像”失去了意义，“风格”变得至关重要。1872年，莫奈创作的《日出·印象》标志着一个新画派——印象派问世。他们借助当时光学领域的新成就，强调捕捉光和色之下世界万物的“瞬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