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结婚的男女双方不得不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论双方当事人在结婚这件事情上毫无自主选择的权利。中国古代家长对于子女结婚的包办，大多是从“传宗接代”的目的出发，而忽视子女的个人选择。同时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中的结婚程序繁多，自西周时期首创的“六礼”，虽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简化，但作为传统习俗仍一直延续下来。
—摘编自潘文波《中国古代结婚制度之演变及其启示》
材料二 陈旧的婚姻观念总要被不断进步的社会所抛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同时也吹响了近代中国婚姻观念变化的号角，古老的中国拉开了婚姻观念变革的大篆。封建包办的婚姻逐渐被废弃和淘汰年轻人在选择婚姻时有了自己的判断和自主权。爱情、自由、平等、尊重等信念被注入新的婚忘观念腐朽的、不平等的婚姻观念和模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时期的婚姻观念变化主要体现在婚姻目的的变化、婚姻媒介的变化、婚姻决定权的变化、择偶标准的变化、夫要关系的变化。
—摘编自王莹《中国近代婚姻观念变化之梳理》
材料三 19世纪末，英国一些贵族虽有光荣的头衔，却缺少支撑门面的钱财，他们明显地感受家道中落，入不敷出。于是，贵族也十分渴望得到工商阶级的扶持，来弥补自己经济上的亏空。这种需求和“暴发户”(资产阶级新贵族) 的需要极易一拍即合，形成互利的合作。这种合作的最好方式是联姻，联姻的结果是皆大欢喜。贵族们获得了财富，从而能更神气地保持贵族的风度和体面；“暴发户”则使子孙们获得了光聚的血统，从而在上流社会中挣得一席之地。
—摘编自钱乘旦、陈晓律《英国文化模式溯源》
(1)根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近代婚姻观与中国古代婚姻观的最大差异。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贵族与资产阶级新贵族联姻的婚姻观。
(4)综上，谈谈你对不同时期出现不同婚姻观的认识。
材料一 1583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进入广东，开始传教。然而，中国人对基督教这个舶来品最初是不感兴趣。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传教士学汉语、用汉姓、穿汉服，读儒家经典，顺应中国习俗，介绍中国人所陌生的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来吸引中国人。西学随之在中国传播开来。
——这编自用人员《川学东街对中川文化自信的冲击人儿儿们》
材料二 18世纪出现了席卷欧洲的“中国热”现象。法国伏尔泰《风俗论》（1756）中。以中国为矛攻击当时法国社会的政治和宗教制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大力推崇儒家的理性精神，认为中国人已经形成了建立在理性而不是神启基础上信仰自然的宗教。中国还成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魁奈为首的重农注意者阐发思想的参照来源。魁奈通过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文献了解中国。他在1785年发表的《经济表》中将中国树立为欧洲重农典范和理想社会。在讨论中国君主制时，他说“我从有关中国的报道中得出，中国体制建立在明智和稳固不变的规律基础上，虽然帝王发号施令，但是他行为检点。”在《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1767）中，魁奈认为中国的专制不是建立在武断的奇思妙想上，而是遵照规律法则，关注的核心是人们的福祉与社会和谐。
——改编自黄丽娟《“中学西渐”——欧洲现代精神的中国借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西学”态度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欧洲学者对“中学”的态度。分析当时“中国热”现象的背景和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权利（按现代义的“rights”）一词在西方是近代以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出现的。中国古代没有权利的现代解，但就“得到法律认可并保护的利益”而言，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中也是存在的，正如罗马法中没有权利一词，但古罗马人的权利观念和权利意识可以在罗马法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权利（现代义）在古代中华法系中未得到足够重视。司马迁历数各国、各地、各行各业、各式各样追逐权利的情况后总结道：“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司马迁还说：“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其中的“用文持之”的一种学术解释就是“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维持下去”。
——摘编自方宇军《中国历史上的权利》
材料二 近代以降，民权一直被看作解决中国问题，打开中国枷锁的扣结。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政弱之根源”“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孙中山创立了系统的民权理论，认为政治革命的根本是“民权主义”。新文化运动后，民权观念日益强化，权利被当作一种新道德，人们甚至用道德的种种属性来评判权利。但是，20世纪中国权利生长的“另一方面”是关于权利的观念、体系和保护机制“总是处在矛盾和反复之中”，难以落实。百年以来，国内民权研究主要有三种路径：一是传统文化中心主义，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对西方理论完全排斥；二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张“全盘西化”，对西方的东西照抄照搬；三是文化改良主义，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材料三 在现代国家，人们一般具有公法权利和私法权利。公法权利指的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以社会权（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为例：由于权利主体难以通过自由谈判、公平竞争和自我奋斗去实现，需要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社会权是与福利国家观相对应的基本人权，为此国家要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保护和帮助弱者。（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说，现代契约法已发生了“有重大意义的、富有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某些权利从私法权利上升为公法权利的过程，也是国家在私人领域积极作为的体现。
——摘编自余少祥《中国本土主义的权利理论建构——评夏勇<中国民权哲学>》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司马迁的权利观，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华法系对“权利（现代义）”不够重视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方权利观念的传入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的知识，列举“国家在公法权利实现中负有责任”的具体例证。
(4)《人权宣言》（1789年）宣称：“一切政治结合均旨在维护人类自然的和不受时效约束的权利。”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近代西方权利观的认识。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是对理性的信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到自然界的运作法则，更促使启蒙思想家去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史学杰作。我国著名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这样评价吉本的研究:“从逐页的注文可见，其征考的文献之广，辫析史事之勤，也就是讲求理性验证之严格，在19世纪西方史学大兴史料研究之前，是难见其匹的。”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们那种对史料的审慎批判态度，直接影响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并为其奠定了基础。启蒙思想家们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理性批判态度，较为适当客观的评判原则，促进了历史学朝科学化迈进。
—摘编自黄冬敏《理性主义史学研究:以十八世纪的法国为中心》
材料二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以“历史进步”的观念完全颠覆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循环论。然而对“历史进步”的信仰在20世纪初受到了挑战，理性的历史研究并没能阻止非理性的世界大战。二战后，人们愈发意识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促进生产力提升、强化了人对自然的控制的同时，也带来了生态环境问题;冷战造成了人类生存危机、人文精神失落等问题;高速发展的信息化促使精神文化的生产进入普通的商品生产的轨道;世界范围内各种反叛的革命激情高涨。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历史著述的形式、概念和原理中来审视现代历史学。詹京斯在《历史的再思考》中把历史学家的著作看成历史学家本人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所包容的故事编集。
—摘编自刘华初《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理论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启蒙运动时期理性主义史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人类社会发展与史学理论革新的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同封建教会史学的斗争中，在历史学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伏尔泰遍访欧洲勘探真实可信的史料，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过程中，他参阅了二百余种历史文献，该书不仅写法国、欧洲，也写到了亚洲、中国等世界其他地方。针对传统的历史循环和倒退论，杜尔果在《世界史论》中指出，人类是服从进步规律的总体；理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动力。伏尔泰认为“历史的进步……是人类精神逐步摆脱宗教的桎梏和愚昧的过程”。吉本在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时，查阅、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与古罗马帝国相关的资料，包括碑铭、文物及各种拉丁文出版物。该书涵盖了欧洲、伊斯兰、拜占庭三大古文明，还写到了中国与印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启蒙史学存在着许多缺陷，因此还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学。
——整编自赖元晋《18世纪启蒙史学的地位和贡献》等
材料二 20世纪初期，学者普遍感到以反映朝代循环更替、探讨皇朝盛衰兴亡之故、旨在为帝王“资治”的传统史学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和时代的需要，呼吁以新史学话语体系取代传统史学话语体系。
| 代表人物 | 观点 |
| 梁启超 |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夫史家之义务，贵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者也。” |
| 陈黻宸 | “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 |
| 夏曾佑 | “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此期前半段，学问、文章、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段则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未有之新局。 |
| 章太炎 | “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为主……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 |
——据赵梅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归纳18世纪欧洲启蒙史家在史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并分析取得这些突破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与旧史学相比，新史学话语体系“新”在何处，分析新史学兴起的积极作用。
(3)综上，谈谈对史学研究有何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