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理性主义的价值与作用 | B．关注社会现实 |
| C．科学实验的应用与推广 | D．挣脱教会束缚 |
材料一 17世纪末叶以后，中国文化信息传入欧洲，使一些学者加强了摆脱传统的信心和依据。孟德斯鸠承认中国的君主专制比较有节制，承认中国的皇帝提倡耕织、兴修水利、实行科举、设置谏官具有发展生产和限制暴政的作用；伏尔泰对中国的政治几乎完全持推崇的态度，他盛赞中国君主以农为本、重视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法国国王也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的仪式。
——陈宣良《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二战时期，中法为盟友，都为反法西斯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也因此结下深厚的友谊，但中法毕竟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促成它们建交的不止是二战时期的“浅薄缘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美苏冷战”。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是一个高贵的民族，英国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导权力，不能再受美国的控制和摆布，于是他毅然脱离了美国，追求自主权。而当时的中国与苏联决裂，中苏形式严峻，中法两国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来巩固政权，同时更需要结交其他国家来增强国力，提高国际地位。当然戴高乐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并从越南战争中退出，是中法建交的又一原因。两国有着共同的需求，所以戴高乐就产生与中国建交的念头。1963年他派总理富尔访华，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双方在台湾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法国还是同意与中国建交，断绝与台湾地区的外交关系，率先向中国伸出“橄榄枝”。1964年1月27日，法国与中国正式建交，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被外国媒体喻为“外交核爆炸”。
——吕芳《漫谈中法关系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指出法国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内容，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法建交的历史条件。中法关系的独特历史塑造了独特的“中法(建交)精神”，请尝试概括“中法精神”的内涵。
| A．彼特拉克 | B．莎士比亚 | C．马丁•路德 | D．伏尔泰 |
| A．启蒙运动的局限性 | B．共和体制的虚伪性 |
| C．法国革命的保守性 | D．革命战争的频发性 |
| A．西欧自治城市的兴起 | B．法国革命浪潮的冲击 |
| C．欧洲工人运动的发展 | D．启蒙思想的广泛传播 |
材料一 卢梭认为传统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社会人，是不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人。他认为“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生来就有一种正义和道德的原则”，他通过《爱弥儿》塑造了一个在自然条件下接受自然教育，保持着人类最美好自然天性拥有真正自由的自然人。……卢梭自然教育的最终目的，还是要利用教育塑造完美人性，进而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重建社会文明。
材料二 卢梭说“在未使人成为人以前，绝没有必要使人成为哲学家”。在《爱弥儿》中，卢梭多次提出“爱弥儿”与“社会人”的比较，试图来揭示启蒙运动宣扬的理性成为压抑人性的新的工具。……理性权威成了新的宗教权威来奴役人民，……启蒙思想家的理性只会让人们从一个迷信转移到另一个迷信上，无法真正解放人的心灵。
——摘编自代志卿《从“社会人”到“自然人”：卢梭<爱弥儿>对理性崇拜的反思》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卢梭的教育主张及其认识基础。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评价“理性主义”。
(3)综合上述材料，如何正确认识理性与人性的关系？
材料一 德国思想家席勒（1759-1805）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美育”概念。席勒在吸收康德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美与艺术来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内在心灵自由。在《美育书简》中，席勒明确地将体育、智育、他育与美育区别开来，提出审美活动是人的感性、理性和谐运动的结果，指出未来是“审美的王国”，人应变成审美的人，进而发展成为人格健全的人，也即是自由的人。
——摘编自黄健云《席勒的美育思想及其价值》等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众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借鉴西学的基础上大力倡导美育思想，以期实现“立人”“新民”与“强国”。如王国维病斥中国人嗜“利”与“官”的卑劣，欲糅合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美学治疗“国民精神上之疾病”；蔡元培针对晚清“忠君尊孔”的钦定教育宗旨，指出“以美育代宗教”是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必然，并积极创办艺术院校，扩展美育影响。但由于国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民不聊生的境地，美育终究不可能完成这份历史重任。
——摘编自谭好哲、刘彦顺《美育的意义-中国现代美育思想发展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席勒美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美育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影响。
《若弗兰夫人的沙龙》（创作于1814年）
| A．政治权力的左右者 | B．社会舆论的主导者 |
| C．民主政治的阻碍者 | D．思想解放的推动者 |
| A．理性思想渗入史学研究 | B．古典文化受到学者推崇 |
| C．宗教神学遭到社会质疑 | D．人神关系发生重要变化 |
材料 下列书目为西方历史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重要的代表作，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累计销量突破500万册，成为全球持续热销的历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