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自称为哲人。同时期，反对哲人的人自称“反哲人”。“反哲人”中既有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也有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还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他们认为，哲人“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对启蒙运动展开持久的抵制，形成了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等
材料二 哲人与“反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明确对立。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利害关系，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
——摘编自石芳《反启蒙运动的两种研究范式——反启蒙思想与反哲学运动》等
材料三 “反启蒙运动”这个概念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如果就此预先假定“启蒙运动”是一个独一的、和谐的整体，而“反启蒙运动”就成为其立场观念一致的对立面，就意味着，抹去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色彩。众多“启蒙思想家”根本就没有两个人在观点上绝对一致，甚至有些人能否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都存在尖锐争议。如，卢梭被一些人奉为伟大的启蒙哲人的同时，又被另一些人说成是“反启蒙”的先驱。启蒙运动异常复杂，并不存在界限分明的启蒙运动与“反启蒙运动”。
——摘编自高毅《浅论启蒙运动的内在紧张》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反哲人”群体出现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反哲人”思想中的内在矛盾之处，并简析其产生内在矛盾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历史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弗吉里奥（1349-1420）将身体运动引入学校，认为体育教育应该培养充满世俗精神的、得到全面发展的、身心俱健的人。竞争精神被列为受教育者应该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维多利诺（1378—1446）反对“灵魂的拯救只能通过对肉体的禁抑”，主张重视个体身心和谐发展。“人的发展应该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进行心灵的训练”，即“从新的审视角度来看待受教会无端指责达千年之久的身体活动，建立正确的体育观，从而自觉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
——摘编自石龙、王桂荣《西方体育人文价值的演变》等
材料二 英国思想家洛克（1632—1704）说，“三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并重体育为先”，英国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绅士。从资产阶级进行海外竞争的需要出发，他重视体育，强调“为了我们的事业，健康对于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对一个民族来说，只有培养出“野兽般的体魄”，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卢梭（1712—1778）指出：体育作为一切教育的前提，其任务是使受教育者的身体获得自然的发展；体育教育应该遵从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他们在大自然中快乐健康地成长。这一思想在近代体育史上独树一帜，对后来的自然体育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
——摘编自赵冬等《试论三大思想文化运动对欧洲近代学校体育兴起和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时期体育教育观的主要内涵和意义。(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文艺复兴时期相比，启蒙运动时期体育教育观的新内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内容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信仰自由，政治环境宽松，是欧洲宗教异端人士的重要避难所，也成为启蒙运动书籍的出版中心。当地的经济环境优越，对艺术的需求空前高涨，吸引了伦勃朗等众多画家来到这里。在17世纪的阿姆斯特丹等城镇，随处可见琳琅满目的艺术品集市。市镇居民选购艺术品的目光所及，也从过去比较流行的历史和宗教主题逐渐转向风景、风俗和静物题材。
——摘编自朱平《文化传播视角下荷兰艺术商业的影响力及其启示》等
材料二 18世纪，法国巴黎流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形式——沙龙。贵族与富有市民、艺术家与学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远离宫廷和教会的新的公共空间。19世纪后，随着沙龙主人政治文化影响力的日渐缩小，沙龙日趋衰败。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产阶层群体日益壮大，一种更开放、更大众的生活方式来到人们身边。1866年，巴黎公共舞会达到1000多个，1870年前后，适应大众阅读与休闲的咖啡馆有2万多家。此外，各种音乐团体、俱乐部、文学阅读室层出不穷。
——摘编自汤晓燕《十九世纪巴黎社交生活的演变》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7世纪阿姆斯特丹文化艺术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9世纪中后期巴黎社交方式的转变。
材料一
作为启蒙思想核心信条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18 世纪出现席卷法国的著名的“中国热”，儒学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国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虽然以主张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而著名，实际上却是以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为指导，对《易经》中天道自然的思想甚为佩服，英国的斯密也通过“重农学派”吸收了重农的思想，出版了《国富论》，抨击欧洲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法国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文化原则的提倡的力度无疑要大打折扣，因而中国文明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特性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抹杀了——尽管这种影响的大小、深浅，还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史学课题。
——摘编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之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
材料二
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引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华文化如何参与塑造西方近代经济思想和政治文化的特性。(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马克思主义能够成为改造中国的思想武器的原因。
材料一 直到12世纪前后，中世纪的艺术还未涉及儿童，也没有表现他们的意愿。我们宁愿认为，这是儿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地位的表现。从罗马程式的世界到13世纪末，儿童没有自身的特点，只是身材缩小的成人。15、16世纪，意大利出现了很多表现儿童天真、可爱的世俗画，儿童逐渐被发现。17世纪以后，现代家庭观念在欧洲出现，孩子被看作是家庭中的重要成员，父母亲自抚育孩子、重视培养亲子关系、关注子女教育成为当时英国的新风气。18世纪，卢梭在“自然主义”教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解放儿童，尊重儿童”口号，其教育学著作《爱弥儿》打开了科学研究儿童的大门。
——摘编自[法]菲力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
材料二 图1、图2是近现代两部电影中的场景。图1是电影《雾都孤儿》（1922年）剧照，同名小说1838年出版，图片所示为奥利弗等童工在拆麻绳；图2是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卷头发》（1935年）剧照，图片所示为美国孤儿院的午餐时刻。
图1 电影《雾都孤儿》剧照 图2 电影《卷头发》剧照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儿童地位的变化”为主题，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题目自拟，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图1、图2反映的儿童的不同生存状况并给出合理解释，评估图片中电影场景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西方启蒙思想的共性与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分析“中国形象”成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流行语的背景及“中国形象”在欧洲人心目中褪色的原因。
材料一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
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一 1751年，在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主持下开始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技艺详解辞典》。该书用科学成果对抗宗教神学的谬误；用民主思想反对专制统治，宣扬了理性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物主义。围绕着百科全书的出版和发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狄德罗艰苦奋斗了近20年，克服各种困难，顶住教会、政府几次三番的迫害，终于在1772年把全书35卷出齐。百科全书的出版，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教会，它唤醒了人民革命思想，为反封建斗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上）》
材料二 人们习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启蒙运动，并把它和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比拟。的确，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这个运动的发生，是基于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为，“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运动，走了一段同西方前辈们相反的路程，这个迟到的思想运动，决定了下面这个历史特点：它一面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一面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扫清障碍。
——摘编自彭明、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3卷（19161920）》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启蒙运动“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然而在形式上却相反”的含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近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使得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政治改良也提上议事日程，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民间社会发展的“黄金时代”,甚至依稀可见近代市民社会的雏形。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关系未能得以长期维持，加之社会自身存在种种难以克服的缺陷，导致近代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成熟的市民社会，也无从根本改变一以贯之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性特征，更难以使近代中国走上独立富强的发展之路。
—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
材料二在东西较量中，西方在近代逐渐强大，并建立起世界殖民霸权，而东方却沦为列强的殖民地，从此一落千丈。有学者分析，西方赢得这场较量的三个关键因素是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崛起。这三个因素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对立，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个因素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3000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呈现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说明。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西方国家实现社会转型的原因。
材料一 17、18世纪欧洲传教士东来，引发了中西方文化冲撞和交流。中国儒家哲学对当时的欧洲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儒家学说的理性观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的来源之一，其影响涉及法国、德国和英国，虽然各国所受的影响不同，但以异端的孔子学说作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哲学的护身牌，却是一致的。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观念极力推崇，他在创建新的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惊奇地发现了中国这个实例，并将它作为锐利的武器投向旧制度和旧势力。
——摘编自梁真惠《中国儒家学说的译介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材料二 1792年，英国派出马戛尔尼使团，借为乾隆帝祝寿之名，出使清廷。然而，在觐见乾隆帝礼仪的问题上与清方产生分歧，拒绝按中国传统行跪拜礼。最终双方达成折中意见，改行免冠屈一膝之礼。乾隆帝对英国使团的“妄自骄矜”“无福承受恩典”十分不悦，当觐见完毕英方提出改善贸易条件、增开通商口岸的诸项要求时，概予严词拒绝。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17、18世纪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背景，并分析“‘中国’变成18世纪欧洲的理想国家”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二所述的中英“礼仪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