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明”最初指对知识进步、技术进步、道德进步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朦胧憧憬。1756年，伏尔泰的《风俗论》被视为世界文化史或文明史的开山之作。伏尔泰主张放弃以往历史中对偶然事件的叙述，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从而把杂乱无章的东西构成整幅连贯清晰的图画，并“力图从这些事件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在伏尔泰看来，人类精神的历史展现了从蒙昧到启蒙即文明的发展过程，所有民族概莫例外。为此，他不仅叙述了欧洲史，还叙述了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亚洲民族的历史，其文化史或文明史具有了前所未有的世界视野。伏尔泰借自然规律论证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大海不可能覆盖于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之上，那样的看法是同万有引力和流体静力学定律相抵触的。”

——摘编自徐浩《西方文明史比较中研究范式的转变》

材料二   “现代化范式”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但此后至40年代“革命史范式”占据了史学界的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陈旭麓等历史学家对“革命史范式”的主要线索提出了质疑，“现代化范式”进入复兴时期。以罗荣渠、章开沅为代表明确了“现代化”概念的含义，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这就打破了传统的政治史独霸的地位，兼顾了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外交史、科技史、妇女史等领域的研究，还开辟了城市史等新的研究领域。现代化研究的开展，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引进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指标体系，如“非农业的相对迅速增长，商业化和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密切，积极的相对稳定而持续的增长，城市化及与此相应的人口流动，多层次的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收入分配渐趋协调平衡，组织与技能专业的专业化与分衍；科层化的发展，群众政治参与程度的增进，国民生活水平与生活素质的提升等等。”

——摘编自康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材料一   “种族”概念的建构反映了欧洲大国推行殖民统治的政治需求。18世纪启蒙时代的欧洲学术界以“肤色”为评判种族优劣的标准，代表性理论是布丰的“退化论”。19世纪之后，西方学术界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发展为以“文明”程度区分种族差异的“文明优劣论”。此后，美国的人类学家综合了“退化论”中的生物属性与“文明优劣论”中的文化属性，强调“多祖论”的种族主义，成为美国种族主义者进行种族压迫的理论工具。

——摘编自孙一笑《“科学种族主义”的形成及其在大西洋知识共同体中的演变》

材料二   1957年，第一届苏联东方学学者会议在塔什干召开，确立了“为击退帝国主义体系而发展东方学”的任务。赫鲁晓夫也强调要加强东方学研究，要“分析东方非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反抗殖民者的的英勇斗争”。1967年，第27届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在美国安娜堡召开，这是该会议首次在北美举行，意义重大。这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时间点非常微妙，正是美国学术范式的影响力达到峰值，但又面临来自各方严重质疑和挑战的时期。

——摘编自张杨《冷战背景下的知识权力博弈—以1967年国际东方学学者会议为个案的探讨》

材料一   在英国的影响下，法国“近水楼台先得月”，法国尤其在纺织业和采煤业逐渐发展起来，许多生产部门开始使用简单机器，不少人认识到妇女在生产活动中的积极作用，下层女性的职业教育开始起步，有知识、有抱负的妇女通过沙龙和阅读进入了以前专为男人享有的知识领域。

——摘编自刘大明《启蒙时代的法国女性和女性观》

材料二   加莱大区女性识字率

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女性受教育途径主要包括：一是比较狭义的学校教育，附属于圣母唱诗班或大教堂的付费小学校、寄宿学校、慈善性质的堂区学校，以及没那么系统的、比较广义的教育，比如参加沙龙和演讲讨论会。从1820年到1830年，女性读物的数量与1750年到1760年对比增加了10倍。占所有青年文学读物的近六分之一。

——摘编自曾咏柳《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女子教育研究（1680～1789）》

材料一

作为启蒙思想核心信条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但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18 世纪出现席卷法国的著名的“中国热”，儒学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具有重要意义，以法国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虽然以主张重农主义的经济学说而著名，实际上却是以启蒙运动的自然法理论为指导，对《易经》中天道自然的思想甚为佩服，英国的斯密也通过“重农学派”吸收了重农的思想，出版了《国富论》，抨击欧洲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事实表明，如果没有受到中国文化的启迪，法国启蒙运动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文化原则的提倡的力度无疑要大打折扣，因而中国文明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政治文化特性的影响，自然也就不容抹杀了——尽管这种影响的大小、深浅，还是一个有待于探讨的史学课题。

——摘编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之中法文化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的历史性互动》

材料二

十月革命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的先进分子受到十月革命的鼓舞，从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中国的新出路，于是由向西方学习转向研究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的问题。这样，就使19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根本的变化，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革命转变为一个广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

——引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   伏尔泰在他的主要历史学著作《路易十四时代》中，宣称他的主题不是单个人的行动，而是人们的心灵或在最文明的时代所形成的“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以及“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他热切地向往科学艺术繁荣昌盛，断定最大的罪恶是由无知造成的。他相信人类生活条件可以改善，人们在改善工作方面也会有所作为。为此就要运用理性、发展技术、增加知识。他坚信人类的进步，强调新生过去应以不妨碍人们从理性的立足点重新开始历史进程为前提。他所理解的历史进步并不是平静的、平坦的进程，而是善与恶、理性与无知不断斗争的过程。在《论普遍史和各民族的风俗精神》中，伏尔泰以同样的口吻指出他所要追溯的，是人类精神的历史而不是事实的细节，他所要显示的是人类从查理曼和他的后继者那野蛮粗俗的时代到我们政治开明时代的所有前进步伐。

——据李勇《论进步观念在法国的发展》

材料一   启蒙运动最早出现于英国，自由主义是这一时期启蒙思想的主流。由于英国革命的目标始终停留于限制王权而非消灭王杈。这些主张符合当时英国自身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但是对于后来欧洲大多数国家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专制王朝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状况来说，这些主张显然不符合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需要。18世纪法国，冶炼和采矿业开始使用机器，纺织业由于使用珍妮纺纱机而迅速发展；北部出现资本主义农场，农业国的面貌发生改变；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法国“专制制度的长期排斥使这些人不得不相信要么全部全盘接受过去不正义的制度；要么全部全盘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架构”。以资产阶级为领导的第三等级的共同要求是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时期，法国先后出现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一大批思想家，这些思想家所阐述的政治思想更为成熟、系统、彻底。

——摘编自张朝阳《法国何以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

材料二   下面是17至19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政治制度。

材料一   17世纪，“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弗·培根所开创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流派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大陆的思想发展，加速了苏格兰民族的苏醒，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活水源头。早在1561年，苏格兰新教派改革家诺克斯通过长老会向苏格兰国会提交的《规章一书》中，就建议拨出全苏格兰教产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兴办国民教育，当时苏格兰的大学教育甚至比英格兰的牛津、剑桥更有活力。18世纪初，拥有活跃港口经营贸易的苏格兰在合并到相对稳定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之时，便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苏格兰这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中涌现出了休谟等诸多思想家，波及法、德、美等国，其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摘编自李雪丽《苏格兰启蒙运动概论》

材料二   宗教是启蒙运动最复杂、最棘手的主题。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腐败的宗教”的批判与反思，对“真正的宗教”的启蒙与建构，成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重要贡献。在休谟看来，与狂热相比，迷信更可恶，带狂热色彩的宗教在发轫之初都比较暴烈，在不知不觉中潜入人的灵魂深处，进而让教士树立起牢固的权威。休谟认为“一切超自然的神奇的传闻特别在无知的野蛮民族为多”，无知与愚昧是宗教产生的认识根源，亦是宗教不断变质与败坏的认识根源，斯密在休谟的基础上指出，“科学是对于狂妄及迷信之毒的大消毒剂”。当时苏格兰的牧师们“经常被发现乐于培育和鼓励这些败坏的观念”，罗伯逊的看法也如出一辙，他认为“宗教的牧师们就成为迷信和崇拜的对象”。

——摘编自项松林《苏格兰启蒙运动与宗教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