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对于孔子的哲学，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它不同于欧洲盛行的“神示宗教”，而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的“理性宗教”。中国政府在伏尔泰心中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不管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又或者是孟德斯鸠对中国态度的有褒有贬，启蒙思想家都把与自身文化相异但魅力无穷的中国文化。

材料二 20世纪初，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派，先后发表《法国游记》《法国大革命史》，国内至少有六家书局、出版社翻译出版了有关法国大革命史的专著。同时，《人权宣言》、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等译文介绍也竞相出现。文艺界还创作大量有关法国大革命题材的小说、杂剧、诗歌。1906年，有人称之“易若使中国为亚洲之法兰西哉！……法人风潮能及全欧，中国风潮之及全球也必矣”。

材料一   中国明清之际确乎存在着一种其精神特质与欧洲启蒙运动的精神特质多少有些相似的思潮。但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欧洲启蒙运动毕竟是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其精神特质有很大差异。首先，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时代。此时的中国，在产业方面，尚只是在工商业较发达的苏（州）、杭（州）等少数地区出现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与之相应，社会中尽管逐渐分化出了一个强烈要求发展工商业的市民阶层，却尚远未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就是市民阶层在社会上的势力也显得很单薄，根本不足以与当时仍然强大无比的封建势力相抗衡。其次，中国明清之际启蒙思潮，发生在一个具有以“天下为家”和皇权至上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合一文化传统的社会里。这种文化的实质，在于封建宗法等级制度。这种制度，到了明清之际，主要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和政治剧变等因素的影响，发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

——摘编自周可真《明清之际启蒙思潮与近代欧洲启蒙运动》

材料二   启蒙运动时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哲学家，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评现实的武器。在推翻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

——摘自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

材料   “理性”是现代性事业的根基，它的“成长史”体现出大起大落的剧烈节奏。下表是西方不同阶段有关理性的主要观点。

——摘编自姚德薇《近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理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

材料一   （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思维着的悟性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恩格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