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柏拉图所反对的是政治权力分配领域中的平等，也就是人人可以平等地成为统治者，这正与要求智慧者对非智慧者的统治的国家正义相违背。依据国家正义标准，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政制，因为哲学家富有高度智慧，最适合担任统治者。在柏拉图看来，民主制正好是哲学王统治的反面。如果说哲学王统治最能体现国家正义的要求，民主制则是对国家正义的严重偏离。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批评的自由不是共同体的政治自由，而是在共同体政治自由的前提下个人行为的自由。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要求公民各司其职，但民主制却赋予个人无限的行为自由，使他们不把自己的职责当回事。

——摘编自申林《论柏拉图对民主制的批评》

材料二进入近代，洛克提出了议会至上原则和人民委托权力的思想；潘恩把民主制和代议制明确结合起来；密尔进一步完善了代议制民主理论，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理论体系。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小型的城邦国家变成大型的民族国家，其领土广阔、人口众多、居住分散，这给大众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无法再实行。因此他们必须选举出代表来行使他们的最高权力，正如潘恩所说的，把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人口数量的政府体制。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等级制度，导致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化，社会从等级制发展到代表制，议会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全权代表。同时，代议制从历史角度来看是在国王与议会的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出现了“王权、市民、诸侯”的三角均势，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最终使代议制正式形成。

——摘编自张华《论代议制民主的产生与发展》

材料一   曾经的罗马共和国政治领袖波利比乌斯认为：“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都是倾向于代表共同体的一部分利益。”但是，罗马人不执着于政体，他们通过执政官制度、元老院制度和市民大会（公民大会）有效地利用王政、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的优势。这一举措凝聚了松散分布的城邦势力，进一步消解了国内的对立关系，从而建立了统一的体制。在此基础上，罗马与其他区域、城邦（自治市）联盟，形成了罗马联盟，使得能代表共同体利益的政治体系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从而将更多利益单元纳入进来。

——摘编自郑皓文《基于公共政策下的罗马政治改革透视—社会政策的隐藏力量》

材料二   共和并非天然所成的。比如在美国的成长历史中，独立战争的确是其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但一场战争未必就为共和国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一切初生的制度和组织一样，创始一代的性格和做法都会渗透到这种组织制度之中，进而变成制度的惯性和基因。美国也是如此，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基本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即便到今天，杰斐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依然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共和主义也是精英政治，而独立战争那一代的人就是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精英群体，如埃利斯所言，“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所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摘编自孙兴杰《独立战争一代如何奠定美国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