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革命之前和革命之初，英国国家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王室的领地收入等封建收入维持，虽然国王和议会围绕征税权在进行斗争，但税收并不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体。英国革命中和革命后，消费税和土地税制度建立起来，关税也进一步增加，最终形成以土地税、消费税和关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税收格局，国家财政收入也以这三种税收为基础。 据统计，1689—1714年间，英国财政总收入为1.196亿镑，其中议会批准的直接税收入占39.98%，议会批准的间接税收入占56.9%，而王室财产收入仅占1.09%。英国财政革命完成了由“领地国家”向“税收国家”的转型。

——摘编自梁发芾《财政革命开启近代英国强盛的先机》

材料二   1950年3月，政务院通过了《关于统一国家经济工作的决定》。当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和城市税收。《决定》规定，公粮除地方附加粮（一般为正粮的）外，全部归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统一调度;税收除批准征收的地方税外，所有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收入统归中央财政部调度。从第二季度始，中央已不再需要发行货币来弥补赤字。物价从3月份基本稳住，4、5月连续下跌，中国连续12年通货膨胀的历史至此结束。从1980年起，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确定地方财政的包干基数，若结余则上缴中央。1988年以后，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办法的决定》。从1992年开始，已有辽宁、浙江、重庆、武汉等九个省市正式进行分税制改革试点。对财政收入支出重新修定，按照以税种划分原则，扩大了地方财力，中央则从共享收入的增量中分得一些 财力。

——摘编自孙文学、齐海鹏等编著《中国财政史》

材料一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任命“伊犁将军”，主要职能包括统率驻军、考察官吏、屯田置牧、核征赋税、管理台卡，巡边守土等藩属事务，在这一体制下，根据新疆各地区不同情况，分别实施了三种制度。第一，郡县制度。实施地区为北疆各地及南疆东部，内地人民移居较多，居住的汉、回等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上，都与同期内地各省区汉、回农民基本相同；第二，伯克制度。实施地区为新疆南路地区和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中，清朝政府实行了“齐其俗，不易其宜”的民族的政策，在因袭其旧有制度的前提下，对伯克制进行了改革，伯克由世袭制而改为流官，厘定品级，受各驻扎大臣的监督；第三，札萨克制度。实施地区为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中，以及哈萨克、蒙古族游牧民社会，封王赐爵，统治其属民。理藩院和派驻边疆民族地区的官员，层层管理，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严密的政治统辖网络，一套成熟的行政管理体系已完备。

——摘编自张文灿《清朝治理新疆的民族政策评析》

材料二   美国的边疆治理主要是西部的开发和治理，面对广袤而肥沃的土地，获取经济利益成为长途跋涉的直接动力，1862年美国颁布《土地法》，美国的土地政策刺激移民渗入，加快了西部的开发……在推进西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面临着如何使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移植到西部，是美国边疆治理的重要目标，1789年美国宪法规定，新建各州必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民族问题涉及到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欧洲移民，美国政府推行“熔炉”理论，强调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与新的移民的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文化形态。

——摘编自张健《美国边疆治理的政策体系及其借鉴意义》

材料一   19世纪的一名政治家认为1787年宪法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人类智慧和意志所创造出的最美妙的杰作”。恩格斯则认为“它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美国学者比尔德曾作过统计，参与制宪会议的55名代表中，“最少有六分之五，对于他们在费城的努力结果都有直接的个人利益的关系，而且都曾由于宪法的通过或多或少地获得经济利益”。制宪会议全程对外保密，而且多次要求代表不要向公众和报纸透露讨论内容。宪法批准的过程中，宪法并未提交人民批准。在通过宪法时，事实上只有两个州的批准是审慎的，还包括一个没有公布投票数的州。宪法起草人汉密尔顿表示“应该这样组成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只有一个稳固的结构才能够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

     ——摘编自汪瀛《美国1787年宪法的是与非》

材料二   1954年宪法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和直接领导下制定的，整个制宪过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提交审议的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人民热烈拥护宪法草案的同时又认真负责地提出许多修改和补充意见。宪法大体上同前苏联1936年宪法相接近，但又是在立足本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经验。宪法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同时注意因时、因地制宜。宪法无论在内容的完备程度、语言文字以及法律规范等方面，都比较符合法律的科学性的要求。因为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证书，体现的是广大人民的意志，这就要求宪法规范的表述要通俗易懂，易于广大人民所理解和掌握。1954年宪法在制定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注意到了这一点。

       ——摘编自宇赘《纪念1954年宪法颁布50周年》

材料一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摘编自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材料二1927年后，中国革命势力进入赣南后发现，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对阶级、阶级斗争概念的认识程度则很低，这不利于动员民众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府先是掌握学校的监管权，然后选择、组织契合革命所需的教育内容。去除民众宗族观念、在民众中建构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教育的理想。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通过划分阶级来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摘编自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等

材料一   1875年宪法的制定是资产阶级各集团之间妥协的产物，妥协的结果使宪法具有残缺、矛盾、可变通的特点。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参议院与众议院联合而成的国民议会，依绝对多数票选出。总统任期七年，连选得连任。”“共和国总统的每项命令须经由各部部长人之副署。”在法国政治派别斗争格外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这种貌似不稳定的灵活变通性却成了宪法的护身符，成为保证制度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因素。

——摘自沈坚《试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制度中的稳定因素》

材料二   19世纪80年代，第三共和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复兴源于大革命的共和传统，以此来塑造和广泛传播自己的一整套共和文化，进而达到在意识形态层面稳固共和政体的目的。确定国歌和国庆日，是这一形塑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事例。痛失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法国人无疑需要这样一支饱含力量、召唤胜利的爱国歌曲来凝聚民族认同。同样，国庆日中盛大的阅兵式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在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目中，共和国仍仿佛是最好的或最可以接受的制度。

——据吕一民《法国通史》等整理

社会是由我们的欲望产生的，政府是由我们的邪恶产生的。政府的起源和兴起是由于人们德行的软弱无力而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恰当的治理方式，由此也回答了政府的意图和目的，那就是自由和安全。

如果我们认真考察一番英国政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夹杂着一些新的共和政体因素的、并有两种古代暴政的肮脏残余。国王都是一些独夫民贼，而君主制度本身就是罪恶的源泉，英国政府在北美的统治完全是从私利出发的，如果北美人民想要从英王方面取得什么让步，那是虚幻的梦想。可是北美的国土在哪里呢？朋友，找要告诉你，他在天上统治着，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自然的权利。各殖民地的会议应每年召开，只应该有一个议长。代表应更加平均，当代表开会时，由全部十三个殖民地抽签抽出一个殖民地，然后由会议从该州代表中投票选出一人为议长。而在下届大陆会议时，只从剩下十二个殖民地中再抽出一个，上届已产生议长的那个殖民地不在抽签之列，以后依此程序进行，直至十三个殖民地统统抽到为止。为了保证所通过的法律都十分正当，可约定不少于五分之三的人数才能称为多数。在这样一个公正地组成的政权之下，谁要是想挑起事端，那一定是投到魔鬼的怀抱里去了。

——摘编自【美】托马斯·潘恩《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