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社会有着双重意义。作为与旧秩序敌对的革命，它不仅仅是法国的，也是全欧洲的运动。法国大革命的普遍主义理念，既赋予了欧洲一种欧洲认同的意义，同时也将之剥夺了。拿破仑在1804年取得了法国皇帝头衔，而且对1789年理想的忠诚，也变成与对法国的忠诚联系在一起。拿破仑的欧洲是以莱茵河作为东部边界的罗马欧洲。取而代之的莱茵邦联，是西方与东方间的缓冲地带，有着自己的东方边界，也就是古老的日耳曼-斯拉夫边界。革命精神激发了新的疆域民族主义理念。然而直到甚晚之后，这些理念都仍未朝民族分离主义的方向发展，而是成为奠基于已建立之民族国家的欧洲秩序之基础。

——（英）杰拉德·德朗提《发明欧洲》

材料二     18世纪末美国政府确立了西部土地国有化原则，当时国有土地就已达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5％。1824年起，国会内部，围绕“宅地法”的斗争激烈起来。1848年，争取实现“宅地法”为宗旨的“自由土地党”成立。1862年初国会表决“宅地法案”，参众两院都以压倒多数通过。1862年，法案颁布，规定：任何人只要交纳十美元手续费，就可以领取一块160英亩的土地。此后二十年间，外国移民达500多万，超过过去80余年的总和。它鼓舞着移民开垦出一块又一块的土地，建立一个又一个村镇，不停地向西挺进。

——摘编自张冬梅《美国＜宅地法＞产生的温床及颁布实施的两个阶段》

材料一19世纪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分裂危机，在社会、政治不同层面上均出现国民分裂为相互对峙的“两个法国”的现象。第三共和国政府致力于改革国民教育，希望将学校建设成为法兰西民族统一的熔炉，相继出台世俗化教育、统一学校教育、修订教学大纲等教育改革举措，践行从“一个祖国”“一个共和国”到“一个民族”逐层递进的教育理念，将爱国主义和共和主义思想教育融入民族统一思想教育之中，推动民族整合与国家整合同步进行，从而为现代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民族国家的构建与巩固奠定了历史文化和社会政治基础。

——摘编自曾晓阳《论19世纪末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的教育举措》

材料二1927年后，中国革命势力进入赣南后发现，民众对宗族的认同度很高，对阶级、阶级斗争概念的认识程度则很低，这不利于动员民众加入“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为了在民众中建立起对革命的认同，苏维埃政府先是掌握学校的监管权，然后选择、组织契合革命所需的教育内容。去除民众宗族观念、在民众中建构起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革命意识形态是苏维埃教育的理想。但革命教育的理想遭遇了国共战争环境一系列现实因素的制约，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革命教育尽管产生了一定的成效，但未能真正内化为民众的认同。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土改运动中，通过划分阶级来建构新政权的意识形态仍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摘编自李国强《中央苏区教育史》等

材料一   西方代议制民主将公民权简化为投票权，而这既难以解决多元社会内部矛盾，也难以避免由公民信息资源的不对等而导致的公共事务参与机制的不平等，进而导致公民的政治冷漠和政治疏离感。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方开始对协商民主进行探讨。而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动力与西方明显不同，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西方国家协商民主充分体现自由、平等的精神，倡导个性解放和人的价值；但这种价值观忽视集体利益或者公共利益。中国协商民主的目的是实现人民政治参与和当家作主的统一，构建中国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和谐的社会关系。西方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普遍存在于实行多党制或者两党制的国家中，它是协调政党与政党之间以及政党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重要方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党派之间实行民主协商的制度性安排，它强调党派之间的协商与共存，与协商民主理论要求更具内在的契合性。

——摘编自杨生利《协商民主与中国乡村治理的路径探析》

材料二   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主张公民在协商讨论的过程中，通过讨论、对话、争辩和审议等形式，提出各种相关信息或者理由，说服他人，或者在讨论的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偏好。这种协商民主是公民通过参与公共决策的讨论，行使政治权利，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赋予立法和决策以政治合法性的一种程序、制度和模式。合法性同样也是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目标之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协商民主的兴起源于其国情多样性，这表现在文化上、民族上、社会分歧上、利益诉求上的多样性等。从社会结构看，中国的社会结构正由单一性的同质化社会结构向多元的异质化社会结构转变，社会分层现象明显，社会主体和利益结构复杂多样，价值观念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

——摘编自陈剩勇《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等

材料一   1784年，英国政治家索姆杰·宁斯指出:“下院独立不是英吉利法的基本要素。英国宪法的优点在于它由三种权力构成，彼此相互依靠。其中一方独立于其他两方，它必将独占全部的权力，我们的政体就会立刻改变。上个世纪行使过下院独立，国王被弑，贵族遇难，建立起世上最坏的民主政体。倘若我们不幸再看到另一个民主政体，同样的混乱肯定会再次发生。”同一时代的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认为:“成功源自光荣革命，但光荣革命的原则不是变革而是维护传统。传统保障了社会的存在，是社会的基石。”

——方家、张士昌《迈向大众民主---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探析》

材料二   法国的革命者倾慕并效法古代民主，在表面上更忠实于民主的理想，实际上却把民主过度价值化，抽空了它的工具性内涵。在法国革命的高潮，国家政治的基本形态不是国民公会的理性辩论，而是变幻无常的街头民众运动。美国的革命者则出于对精英政治的偏好，对那种直接诉诸民众的民主忧心忡忡，他们基于对集权和压迫的恐惧，设计了一种体现限权、分权和制衡原则的代表制政体，这固然导致了民主价值的流失，但也为治理现代大型民族国家找到了一条非君主制的道路。英国推崇混合宪政的理念，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虚化了“王在议会”的制度，架空了世袭贵族主导的上院，缩短议员任期，扩大选民基础，以渐进变革将传统政治转化为了民主政治。

——李剑鸣《世界历史上的民主与民主化》

材料

美国国内的三角贸易大致可以将大西洋沿岸、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看做三角形的三边。在这个三角贸易中，最早形成的是南北之间通过大西洋沿岸进行的贸易。据统计1768—1772年间，大西洋沿岸各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大约只等于它们对外出口额的1/4；1803年，路易斯安那被法国廉价转卖给美国，密西西比河沿线贸易快速发展，到1820年至少有60艘汽船航行在密西西比河上；1825年，伊利运河正式开通，其向东可经哈德孙河到达纽约，向西可经五大湖与中西部发生联系，由此在美国国内形成了完整的三角贸易体系。在这一贸易中，大西洋沿岸的手工制品运往南部，南部的蔗糖、咖啡运往西部交换粮食，再将它们经伊利运河运往东北部。

——摘编自何顺果《美国历史十五讲》等

材料一   三省制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朝，完善于唐朝。隋朝三省职责分工和运行机制并没有明确，而职责明确、运行协调的三省体制，是在唐朝才得以形成的。唐朝在中央完善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负责草拟有关军国大事的诏旨；门下省是审署下达机构，有封驳之权，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诏旨，如认为不当，可以驳回，此外，尚书省等各官署送呈的奏章，也由门下省先行审议驳正，门下省将审核意见提供给皇帝参考；尚书省主掌行政事务，负责执行政令，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掌全国各项政务。唐朝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门下省的长官侍中和尚书省的长官尚书令都是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和监督，削弱了相权，保证了皇权的独尊。

——摘编自赵士祥《对唐朝三省六部制结构与特点的探讨》

材料二   独立战争后，各州从维护本州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使得原来的邦联政府名存实亡、濒于瓦解，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列强对美国的独立耿耿于怀、虎视眈眈。美国宪政的奠基者们开始把孟德斯鸠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和美国化，确立了分权制衡的原则。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召开之际，富足的资产阶级之间还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当1786~1787年的谢斯起义威胁着他们的基本利益的时候，这种集团间的差异就被共识所取代了。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掌握立法权，不受行政机关的干预，同时对总统具有弹劾权。行政权由总统行使，由选民选举产生，只对选民负责，可以对国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司法权由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低级法院来行使，最高法院有终审权，联邦法院的法官均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进行任命，法官只要忠于职守，可以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能被免职。同时，规定任何一个机关的官员不得在任职期间担任另一机关的职务。

——摘编自魏海群《美国三权分立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