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74年，当时担任日本内务卿的大久保利通在其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写道：“大凡国之强弱，由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虽以人民之勉励工业与否为其胚胎，然寻其源头，未尝不赖政府政官诱导奖励之力……自工业物产之利，至水陆运输之便，凡属人民保护之要者，宜顾国之风俗，民之性情智识，制定方法，以为今日行政之基轴。其开成者保护之，未就者诱导之。……促进西洋技艺之推行，兴起劝业殖产之事。使事无一夫慢怠其业，国无一民不得其所，以之使入富足之境。人民殷富充足，国必随之富强，此必然之势，不俟智者后知也。果如此，直与诸强并驾齐驱，夫亦何难哉！”

——《大久保利通文书》，第五卷，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927年版，第561～566页

材料二   李鸿章说“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万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他认为，“洋机器于耕织、刷币、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

李鸿章从兴办官督商办企业开始，倡言“商为承办，官为维持”，而且也确实采取了一些“维持”官督商办企业的措施。其中主要是借垫官款，减免税厘和申请专利特权等等。在中国主要民用产业的发生期，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对于这些产业的控制和扶持是互为表里的。而官督商办制度所固有的封建性，又大大便利了企业内官权的膨胀。所以，这种制度实质上又是一种封建势力对商办企业控制多于扶植的制度。

——《李鸿章的心态与洋务运动的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