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日本江户时代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幕府和诸藩按照“士农工商”建立分门别类的人口登记簿。明治维新开始后，京都和东京率先建立了户籍制度。1871年，明治政府颁布《户籍法》，以居住地为原则编制户籍，规定把七、八个村编成一个区，作为户籍管理单位。各区设置户长和副户长管理区内户籍，并制作户籍副本上交地方官，再上报府厅、县厅，最后上交中央。《户籍法》把居住在同一地的家族全体成员作为一“户”，规定户主为家族之长，并由嫡长子继承，负责向户长报告家族所有成员的个人信息。家族成员的入籍、除籍、转籍等也均需由户主申报。1898年，《明治民法》进一步提高了户主的权力。1914年，又以简化户籍登记手续为由，废除了与家族成员个人权利直接相关的身份登记簿制度。

——据王鹏飞《近代日本户籍制度的建立与变迁》

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材料 19世纪60年代，沙皇政府一般是以官方订货方式来刺激工业生产，对与铁路修筑以及机车制造有关的工业和企业的订货价格往往高于市场上的价格；成立有工商业者参加的工业会议和商业会议，讨论工业、商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开办技术学校，培养技术人员；出版有关杂志，以交流生产经验。为保证俄国铁路、重工业的发展，1868年沙皇政府准许免税进口冶金、机械制造、钢轨工业所需要的生铁、熟铁和一部分机器。随后，当外国商品大量涌入，影响本国生产发展时，沙皇政府便应本国企业主的要求，实行了巩固关税壁垒的措施。1868—1891年，生铁关税增加9倍，钢轨关税增加3倍半。高额关税还涉及绝大部分工业品，沙皇政府在1861年改革后相当注意引进西方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重要工业原料和新技术。改革前50年，俄国进口的工具和机器总计为83974件，“木犁与链枷、水磨与手织机的俄国，开始迅速地变为铁犁与脱谷机、蒸汽磨与蒸汽织机的俄国”。

——摘编自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材料一   甲午战争的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400余人、1906年的12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留日热潮的产生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

材料二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蒋凯、徐铁英《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