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大臣戴鸿慈、端方等奏请效仿各国设立“万牲园”，次年该园建成，成为中国第一个动物园——北京动物园的前身、以邀宠慈禧太后。1931年8月，上海市教育局向市政府呈请创办动物园，“希望一方作学校直观教学时之材料，一方供各界业余后之观赏，借资消遣”。1933年，上海动物园对外开放，同年中国动物保护协会建立，后每逢动物节都会举办相关活动，宣传保护动物的意义。1937年10月，上海动物园园中动物除较少部分转移至租界或安全区外，其余均死亡。直至1949年，上海动物园仍无重建消息。

——据朱英《上海动物园：近代中国娱乐与社会教育的新设施》

材料二   1882年日本第一家动物园上野动物园建立，政府希望通过动物展览让民众明白“文明与野蛮”的划分。19世纪90年代后，上野动物园引入大量海外动物，如中国东北的骡子、猫科动物等，从战场退役的军马、军犬也成为展示的重要内容。1943年，东京遭遇美军轰炸，为防止动物外逃，大象、狮子、狗熊等凶猛动物遭到屠杀。上野动物园强调这些动物是“为国家而牺牲”，并为其举行“慰灵祭”，号召民众继续投入战争为国服务。

——据[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

材料三   1949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动物园，并陆续从苏联、民主德国、尼泊尔、印度等国接受或换得国外物种进行展览，吸引着市民游客前来观赏。同时，北京动物园从北京农业大学等聘请人员对野生动物的饲料、饲养管理进行初步的科学试验和探索。1972年，为答谢美国将两头麝香牛赠送给中国，北京动物园将大熊猫“玲玲”和“兴兴”作为友谊大使赠送给美国。改革开放后，上海动物园，广州动物园等快速发展。1983年底，全国各地相继建成的动物园共135处。1990年后，以大熊猫繁育研究为代表的跨国动物园科研合作日益频繁。

——据北京动物园《北京动物园史》

材料一   1861年，恭亲王奕䜣等奏请筹办洋务，引进、仿造外国坚船利炮，以应对内外交困的危局，从而开启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是近代科学技术传播和各类近代企业陆续兴办的过程。然而，总的来说，当时的清皇朝并没有明确的近代化意向。事实上，甲午战前洋务企业的开办，新式军队的建立以及绝大多数新式学校的创办，大都是得之于地方督抚。而且，当时中国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非常落后，兴办近代企业，势必要依赖外国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乃至技术人员和信贷资金。一些洋务派官僚又不思振作，甘愿听任外国人的摆布。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瞄准那些对国民经济特别是对重工业和新兴工业的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科技领域，组织和设立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8年），国立机械研究所等。俾斯麦本人对当时的尖端科技“电的进军”的意义并不理解，但他却鼓励德国学子去学习和掌握德国尚未掌握的世界高新科技。德国人把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科学研究同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互相渗透，相互促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

——摘编自丁建弘《德国通史》

材料：福泽谕吉(1834～1901)，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启蒙者和教育家。被日本称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时期教育的伟大功臣”。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脱亚论》，宣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来，三国地理相接，有时甚至将三国同样看待，以评价支韩的标准来评价日本也并非不可能。……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细亚，毋宁脱其行伍而与大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日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摘编自《福泽谕吉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