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日本首次使用年号是公元645年的“大化”。“大化”取自《易经》的“大化流衍，生生不息”。此后90代日本天皇的247个年号都取自中国古代典籍。……奈良时代（710-794年），日本以中国唐朝集权国家为典范，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日本皇室特别是圣武天皇（701—756）和光明皇后酷爱佛教、儒学等中国文化。日本派出遣唐使20次，遣唐留学生26人、留学僧90人。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鉴真、空海等历史人物的友好佳话传颂至今。

——摘编自刘江永《立足于日本令和时代的历史回眸与前瞻》

材料二   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唐化”和“欧化”改革。日本全面学习唐制，通过大化改新确立了封建制社会和太平盛世。在中国“协和万邦”、不以强凌弱的天下观和王道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人民长期友好往来。“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虽然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使日本诞生了军国主义霸道的怪胎，加速了其对东亚的称霸，使日本屡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朝鲜及亚洲等周边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

——摘编自刘明翰、陈月清《论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对日本及东亚的影响》

材料一   据统计，1871—1892年，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中，有大约23%是熟练工人，他们带来了钢铁、纺织等工业技术，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力量。在持续100多年的移民潮中，外来移民都经历过这样或那样的排斥。就美国政府来说，其移民政策也并非一成不变。1920年以后，美国彻底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实行有配额的限制性移民政策。由于就业、宗教和民族问题上的矛盾，1880—1920年美国排外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影响最大的首推1887年成立的“美国保护协会”，该协会到处煽风点火，将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出现的政治腐败、市政建设滞后、犯罪率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都归咎于新移民的到来。

——摘编自邵体平《美国的移民现象》

材料二   美国建国之初，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体的美国白人就对外来移民疑虑重重，试图限制或同化。有美国总统曾直言，除了有用的技术工人和一些特定及有专长的人外，无需鼓励其他移民。由于担心法国大革命在美国引起骚乱，美国政府于1798年制定《归化法》《外侨法》《敌对外侨法》和《外国人叛乱法》等法律，使外来移民更难归化为美国公民，并授权总统监禁和驱逐危险移民或来自敌对国家的移民。值得指出的是，《敌对外侨法》至今仍有效。黑人是美国最早的移民群体之一。黑人移居美国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被强迫移居，抵美后遭到非人虐待，毫无人权可言。美国《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最初的宪法却不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并制定了“五分之三条款”，即在分配众议院席位时将黑人奴隶实际人口乘以五分之三。白人对黑人的奴役历史至今仍对黑人后裔造成严重伤害，使其生命权、发展权和政治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国侵犯难移民人权的事实真相》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材料一   16世纪晚期，受重商主义政策的影响，并且为打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贸易垄断，英国枢密院便示意伦敦商人筹备创办东印度公司。后凭借其自身的实力和政府的支持，公司在印度建立了许多的商馆、工厂和仓库，进行着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商业贸易。168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提出要在“领土霸权的基础上”保卫公司的“商业霸权”，这标志着该公司不仅要在印度扩大贸易和追求商业特权，创造条件，争取建立殖民地已经成为与追求商业扩展平行的目标。1698年的政府颁布关于东印度公司转变时期的特许状第10条规定：根据需要，东印度公司有权在东印度任何要塞、工厂和种植园等地建立行政管理机构，有权提名和任命各地的行政官员。1773年，工业革命已经迅速地开展起来，英国颁布对该公司的调整法，其中第7条规定：为了更好地管理在印度的领地，（英国政府）将孟加拉省督升级为总督，对公司董事会负责，拥有对整个英属印度的全部管理权力，被授予包括宣战和签署和平条约的权力。

——摘编自汪定华《近代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变迁——以对特许状的解读为基础》

材料二   1873年，岩崎弥太郎利用自己多年负责土佐藩藩营商会的有利条件，以低廉的价格买下了原属于土佐藩所有、多人合伙承包的“三川商会”的全部财产，创建了私有的三菱商会，主营海运业。在明治前期，为适应日本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需要政府和商人资本联合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要求，三菱公司采取充当海运业界“政商”的企业经营策略，获得了诸多的优惠便利和惊人的高额利润，从而一跃成为“海运之王”，并且在短短的10年间积累了巨额的财富。与日本选择“已无力扩张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近代化道路相适应，自19世纪90年代起，三菱财阀采取大力发展军事重工业的企业经营战略，特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时期，三菱公司充分利用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借助国家力量，将军需生产膨胀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岩崎社长阵头指挥体制”下，岩崎家族人才辈出，团结亲睦，共同推动三菱财阀的迅速崛起和发展。

——摘编自王文英《试析三菱财阀迅速发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