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钱同学由垃圾分类想到了历史上的污染问题，并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决定写一篇题为《19世纪城市环境问题初探》的文章。为此，他查找了大量材料进行分析

材料一   1858年英国著名的幽默杂志《笨拙》周刊刊登了一幅反映泰晤士河的漫画，题为“沉默的强盗”，画面为象征死亡的骷髅在泰晤士河上游荡，下面有一行文字：

材料二   如表为19世纪世界部分城市人口的统计表（单位：千人）。

小钱同学为进一步探究造成19世纪城市环境急剧恶化的原因，又找到了下列材料

材料三   真正令人发指的，是现代社会对待大批穷人的方法。他们被引诱到大城市来，在这里，他们呼吸着比他们的故乡——农村坏得多的空气。他们被赶到城市的这样一些地方去，在那里，由于建筑得杂乱无章，通风情形比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坏。一切用来保持清洁的东西都被剥夺了，水也被剥夺了，因为自来水管只有出钱才能安装，而河水又弄得很脏，根本不能用来洗东西。他们被迫把所有的废弃物和垃圾、把所有的脏水、甚至还常常把最令人作呕的脏东西倒在街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扔掉所有这些东西。

——1845年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际学界关于东亚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颇丰。普遍认为东亚跨越19中期——20世纪初的历史大变革，各国的发展各具特色。主要呈现出三种类型，即“择他抵抗型”、“主动学习型”和“从属一自立型一。

同治三年（1864年），李鸿章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去年英人虚声恫揭，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视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

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权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1885年2月，日本政府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向本国方面发表了对对方的评估。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伊藤博文则认为：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来看，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1895年3月，两人又有一番对话。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回答说：“维时闻贵大臣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李鸿章传》

材料一：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和西学东渐的冲击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交汇、碰撞，促使一部分先进中国人开始了学习西方的历程。

材料二：日本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在国弱时，他们卑谦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乃至超越，……日本明治维新展现了东方人的智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超越西方，给予东方人可以超越西方的魄力和信心。日本民族这种学习西方又不照搬西方，学习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精神，是日本迅速富强的精神动力。

——摘自陈冰《作坊里的日本》

——涅克拉索夫《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1863—1877

9 . 日本19世纪中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现在的欧洲文明,仅仅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已。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即使处于野蛮状态或是还处于半开化地位,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

材料一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贵族发表演说，他说：“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因而，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摘自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1868年4月的一天，日本京都皇宫的大殿内，天皇率领群臣宣读誓词：“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上下一心，大展经论；官武一体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必人心不倦；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五条誓文”。

——摘自人教版历史选修1

材料三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上谕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从喙哓哓，空言无补。……以皇帝名义“诏定国是”，其目的是“以变法为号令之宗旨，以西学为臣民之讲求，著为国是，以定众向.然后变法之事乃决，人心乃一，趋向乃定。”

——摘自梁启超《戊戌政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