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材料二 棉花栽培在17世纪早期就被引入北美，但直至19世纪美国棉花种植才大获成功。从殖民统治中的脱离，为获得新生的美国重新缔造了产业前景：在所称的“本土纺织观念”的影响下，任何一种能通过纺纱和织布取代英国进口纺织品的纤维原料，都会被认为是好东西。但在美国生长的短纤品种，不能用传统轧棉机器进行轧花。1794年，伊莱·惠特尼推出了一种新的轧棉机，极大地减少了清理棉花所需的劳动力。19世纪初，棉花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的建立，使森林被砍伐，美洲原住民常常被武力逐出他们的土地。印第安人生活的社会结构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随着棉花开拓地的扩张，大量非洲奴隶被卖到如同“一座小地狱”的南方，奴隶们通过砍伐森林建立棉花种植园以满足正处于工业化当中的欧洲的需要。终于，美国成为了闻名的“棉花王国”。
——摘编自（意）乔吉奥·列略《棉的全球史》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棉花栽培传播的特征。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世纪美国成为“棉花王国”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棉花栽培传播的世界意义。
以余所见宋太傅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梁启超《王荆公》（1908年）
明治政府认为强有力的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因此兴建了现代化交通、通信和教育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了工业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世纪80年代，政府将其大部分企业出售给和政府官员关系密切的私人投资者。……到了20世纪初，日本进入了主要工业化国家的行列。
——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1)请从经济角度举两例说明“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结合时代背景分析梁启超称赞王安石的原因。
(2)依据材料结合所学，概述20世纪初日本实现工业化的原因。
材料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
——摘编自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1)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分析中国变法生不逢时的依据，并结合所学，分析中国变法失败的根源。
材料 1859年8月，在内务部审核完各省贵族委员会制定的本省农民条例草案之后，内务大臣兰斯科伊向沙皇递交了一份总结性奏折，将贵族对农民问题的总体意见分为三类。第一类贵族在绝大多数省份都属于多数派，他们很少支持解放农民，最关注的是自己作为地主的物质利益，认为改革只会给他们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导致贵族贫困和破产。他们虽然宣称放弃农奴制，但是仍然以各种形式隐性维持自己的权利。第二类贵族的出发点不是个人物质利益，而是整个贵族的等级利益。他们大多是富裕而著名的地主，希望通过改革建立英国式的大土地贵族，保留贵族等级的领地权和社会影响力，真正的目的在于不带土地解放农民。第三类贵族主张完全废除农奴制，废除地主对农民的权利，认为农民应该通过赎买将全部或部分份地变成自己的完全财产，保障农民在经济和社会关系上的独立性。
—— 张广翔、李振文《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时期的保守派贵族初论》
(1)据材料概括贵族对农奴制改革的三种不同方案。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亚历山大改革的最终方案及所体现的政治智慧，并简要评价。
材料 解放农民并分给农民土地的条件是缴纳高额赎金。绝大多数农民没有能力一次性付清赎金来购买份地，加之改革过程中保守派地主的极力抵制，俄国农奴改革允许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现实中农民没能真正获得土地所有权，实际使用的土地在数量和地力上反而不如改革前。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俄国专制制度的代表人和受益者不会自掘坟墓，土地的传统经营方式亦不会瞬间消失。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俄国农民改革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自上而下的改革会受制于传统积淀而无法彻底落实，1861年改革中农民土地问题的解决即为证明。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民“带土地解放”仅仅体现在法律层面。
(2)据材料，简析“带土地解放”仅体现在法律层面上的原因。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说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上认识产生的原因。
材料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
——摘编自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1)据材料概括日本近代化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分析中国变法生不逢时的依据。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减少导致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加之税高赋重，农民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并努力寻找增收机会。地主经济和部分富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农民受雇于地主及富裕的同村人，既能在农忙时从事田间劳作，又能在农闲时赚取额外收入来交纳赋税和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副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有益补充的作用，较之农业，副业表现出相对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同时，部分富农成长为企业家，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破坏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接触村外世界和从事非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自我觉悟。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副业发展管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俄国农村副业发展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19世纪中后期俄国农村副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秘密的审判过程，复杂的诉讼程序，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低下的司法管理水平，普遍存在的腐败，这就是1864年以前俄国司法的基本情况。在这一环境下，司法很难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1864年司法改革被誉为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中最成功的一项，是近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和整个法制现代化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行，也促进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
材料二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沙皇拥有绝对权力始终是俄国法治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变迁牵动着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当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时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沙皇所能掌控的范围……专制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抗自然出现，沙皇政府则开始破坏司法制度中不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部分，加强对司法的控制，行政权力继而渗透以不断挤压司法体制的独立空间。……当致力于维护专制权力的沙皇政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是将巩固专制地位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一只手推进资产阶级关系，另一只手却企图抑制它”。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司法改革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也必然受到阻碍。
——摘编自王海军《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之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运用唯物史观有关观点解释农奴制改革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2)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俄国司法改革。
史料一 上层统治阶级主流对改革的正确认识，与他们的整体素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是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俄国1861年改革既废除了旧的根本阻碍俄国前进的落后的农奴制度，又在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为俄国的近代化构建了基本框架。
——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史料二 日本明治政府曾以公历代替农历，元旦代替春节，改革服饰、发式和饮食习惯等。一开始“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尤其是思想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则从《论语》里寻找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即“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文明与文化“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1)根据史料一，指出俄国农奴制改革成功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农奴制改革对俄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2)根据史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明治维新的特点，并分析其主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