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农奴制改革前，俄国铁路建设较为缓慢。1855年，俄国铁路总长度仅为980俄里。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为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政府又制定了一系列财政和行政管理措施。并为私有铁路公司作为建设资金的股票和债券提供5%的收入担保。1870-1880年，俄国政府将境外发行债券中的6亿卢布入股政府的专项铁路建设基金，以用于购买私有铁路公司的债券、股票等。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政府全面收购私有铁路公司，统一运价。随着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加剧，90年代俄国铁路修建的重心转向中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至90年代末，铁路长达5万多俄里。

——摘编自张广翔、逯红梅《19世纪下半期俄国私有铁路建设及政府的相关政策》等

材料 林肯对美国作出了很大的历史贡献，其遇害后所产生的“伟大的解放者”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标准的美国历史叙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学界开始挑战这叙事。七十年代“新美国史学”流派出现，强调“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一些学者也注意挖掘相关档案文献材料进行研究。随着八、九十年代州权主义的抬头，林肯“伟大的解放者”形象受到颠覆性质疑。埃里克·方纳认为，林肯一方面提倡自由劳动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可奴隶制在南方的存在，这说明内战与解放奴隶并不直接相关。芭芭拉·菲尔兹也认为，内战中真正启动废奴进程的不是那些写在国会或总统文献上的文字，而是来自那些为争取自由而采取“主动行动”的奴隶。

——摘编自（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等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有学者认为，“与万国对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为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明治政府将“安内竞外”视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本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类似“与万国对峙”的表述。1868年，日本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扬国威哀翰》，主张“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勾勒出“大陆政策”的扩张方向。此后，伊藤博文把废藩视为“抵御外辱，仲张皇威于海外”“与万国并立”的条件。木户孝允提出，“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1870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强调，“朝鲜国北连满洲，西与清国之地相接，使之屈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亦为经略、夺取万国之源也”。

——摘编自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