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一     魏源是鸦片战争时期爱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显示了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新的历史内容。首先，面对着清王朝当权派对外一味妥协迁就，而内部则腐败不堪的状况，魏源强调不改革就不能抵制外来侵略，根绝烟毒泛滥，他在漕运、盐政、水利等具体经济领域里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次，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的“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的高度来认识。最后，人民群众和清王朝统治集团对侵略势力的不同态度，使他看到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力量，从这种认识出发，他还进一步提出人民群众是决定国家存亡的力量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湖湘学术开生面，睁眼世界第一人——试析魏源的爱国主义思想》

材料二   海防之道，莫要于知夷情也。知夷情则强弱之势审，而胜败之机决矣；不知夷情则事事乘错，变每出意之外矣。故知夷情与不知夷情，利害之相悬奚啻天渊哉！夷情备采者，采清人魏默深《海国图志》中所辑。其余海外各国之夷情，未有此书之详尽也。因译以刊行，任边疆之责者，熟读之得其情，则战能挫其锐，攻以制其命。国势一张，折冲万里，虽有桀骜之盗，彼恶能惩其伎俩哉！

——摘编自[日]大槻祯《重译<海国图志>叙》（1854年）

材料   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改革。明治政府于1871年设立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文部省颁布了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中明确提出了教育改革要从小学抓起，同时，把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内容。在教学内容方面，日本仿效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国内，取代了传统的“四书五经”的儒家封建思想。明治政府在初等教育基础牢固之后，重就转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上。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了，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1890年以明治天皇名义颁发《教育敕语》，力图将近代教育纳入以宣扬忠君爱国为灵魂的道德教育轨道。

——摘编自贺小飞《浅谈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

材料   有部分学者这样评价明治维新“:天皇制绝对主义是……代表绝对主义封建反动的一面。”关于以地税改革为中心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改革后的地税仍是封建地租，只不过缴纳的对象由领主变为国家，地租的形式由实物变为货币而已。他们认为,“新地税的性质,在本质上和农民耕种领主的土地被征收封建贡租完全一样”。但是，众所周知，新的地税被政府用来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变成了对华族和士族的支付公债，促使其转化为工商业金融资本，起到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以地税为主的财政收入，被大量地用于修建铁道和船只,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土地的自由买卖,自由种植,农民具有了自由身份,使农民大批破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者,有利于原始积累的进程，加速了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张敬秀《明治维新性质再辨析》

材料   1880年以后，日本文部省接管了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日本文部省相继颁布的《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法规，其中规定：实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对从事工业、农业、商业的实业者施以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1894年颁布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规定：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充实和兴办实业补习学校。1930年，日本初等职业教育的实业补习学校数量已增加到15000多所，在校生127万余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实业学校已发展到974所，在校生28万余人；高等职业学校的实业专门学校增至51所。1937年，日本政府成立教育审议会，全面扩充和增设实业学校。在农业教育机构中努力培育面向大陆的开拓者。在工业教育机构中，重点扩充与机械、船舶、采矿、冶金、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相关的职业教育。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改正的《实业教育规程》，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职业教育的政策完全抛弃了之前以谋求大多数国民享有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