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材料一   当时美洲的殖民者们开始用民主、平等、自由的语言反对英国统治，这种语言很快使黑人的反抗运动有了新的口号和追求目标。1777年1月，一群黑奴向马萨诸塞议会提交的请愿书效仿《独立宣言》，声称：“你们的请愿者们认为，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享有万物之父平等地赋予所有人类的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做法使黑人反抗运动从18世纪末起获得白人废奴主义者越来越多的支持，对黑人反抗运动朝着民权运动的方向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早反对奴隶制的白人是一小批宗教人士，他们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立场抨击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罪恶。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贵格教会向教内的奴隶主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要么解放自己的奴隶，要么被驱逐出教。

——摘编自金海《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属大西洋世界的奴隶制度与废奴运动》

材料二   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任何一州内指定地区要是仍蓄有奴隶，当地人们将视为反叛合众国政府。一切被蓄为奴的人应该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承认并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对于此种人或其中任何一人为争取自由而作努力，不采取任何压制行动……根据上述目的及我有之权力，我正式命令并宣布，在上述指明的各州及州内地区，所有被蓄为奴隶的人，从现在起获得自由，并永享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其陆海军当局，承认及维护上述人员之自由。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个正义的行动，此行动由于军事之必须，为宪法所认可。我要求人类判断此行动时予以谅解，请求全能上帝慈悲赐福。

——摘编自[美]亚伯拉罕·林肯《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材料   关于普里格诉宾州案的争辩

1842年，奴隶主普里格因抓捕一个逃亡奴隶，向宾夕法尼亚州地方法院申请相关证明文件，但该州法院以《1826年宾夕法尼亚州反绑架案》中禁止将黑人视为奴隶强制带离本州的条款为由，拒绝受理该案件。于是普里格在没有求助进一步司法程序的情况下便将逃奴带回本州，因而引发诉讼。

这个案件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时，最高法院法官分歧很大，判决书上最后写了7个法官的意见，斯托利法官最后宣读判决结果。

斯托利法官：联邦宪法中“保证奴隶主追捕奴隶或重新获得他的奴隶的权利，在蓄奴州的地方法中，这些奴隶是被当作财产看待的”的原则，是需要自由州承认的一个普通法原则，追捕逃奴的管辖权完全建立在联邦最高权威的基础之上。

麦克林法官：黑人不是财产，而是具有人格的自然人，联邦政府要求自由州交出逃亡奴隶的行为无疑会干涉到自由州的内政，对于州出台的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的规定应予以大力支持。

坦尼法官：自由州没有权力出台法律限制奴隶主追捕逃奴，出于礼让条款，自由州有义务尊重蓄奴州的法律，补充联邦政府对奴隶主权利的保护。

——摘编自宋云伟《美国内战前联邦制因素对奴隶制相关案件的影响》

材料1740年，“德意志之父”腓特烈二世即位。其时官兵尖锐对立，为此他提倡团队精神，实行铁血治军，普鲁士打造了一支军纪极其严格的钢铁部队。他大力发展军工，在位时普鲁士制造了6000多门大炮，在欧洲首屈一指。1741年，在莫耳维茨会战中，奥地利重创普鲁士骑兵，腓特烈立刻改组骑兵，注重骑术，缩减武备，提高冲锋速度。为增强炮兵机动性，他让炮手骑马作战，创立骑炮兵；新式炮兵大显神威，使炮兵成为和骑兵、步兵并列的三大兵种。在军事体制上，腓特烈设立了侍官总署，成为后来德军参谋部的基础。腓特烈改革奠定了德军雏形，为德国统一提供了军事基础，指引了欧洲军事改革方向，他被公认为欧洲最为杰出的军事统帅。

——摘编自《大国军队的崛起：“德意志之父”的超前军事改革》

材料明治维新开始以后，旧封建士族（武士阶层）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明治政府推行“秩禄处分”，由政府发放禄券，代替原有的家禄，由政府逐步收买、偿还这些禄券。1870—1877年，政府分三个阶段向310971位武士发放了价值1．13亿日元的金禄公债证书，一次性赎买武士阶层的家禄特权。1876年，明治政府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规定个人可以用“秩禄处分”中的金融公债为资本金设立银行，将武士阶层手中的政府公债转化为银行资本金，将士族引向新的产业发展道路，使旧幕时代的食禄阶层转化为新的自立阶层。这既以和平方式解决了士族问题，同时又将其转化为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因素。该政策仅着眼于经济方面，而没有对士族意识进行改造，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摘编自臧佩红、米庆余《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材料   19世纪被冠以“历史学的世纪”之名。一个时代的思想归根到底是这个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或折射。这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雄视天下，可谓志得意满”。法国大革命使德意志人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同属性”，发掘德意志的历史则是最有效的途径。19世纪30年代，德国史学家兰克通过对近代一些著名历史学家的分析研究，系统总结贯彻了“如实直书”的原则，运用史料批判方法严格考订各种史料，强调以第一手档棠文献材料为基础来撰写历史，但第二手史料绝不是完全没有用而必须被舍弃的。兰克继承并发扬了自修昔底德以来的政治军事史传统，在他看来，历史著作的主角只能是那些在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人物，民族与国家，正是兰克等人在史学科学化，专业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使德国成为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心。

——摘编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

材料   近代日本立宪君主制明确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其大权由互不统属的各机构分割代行。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军部的权力不仅独立于政府之外，还干预甚至操纵政府决策。1900年政友会成立，之后政党逐渐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1913年，民众掀起反对藩阀和军部势力、拥护宪政的运动。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开始推行改革。首先改革众议院选举制度，将现行纳税资格从10日元降低到3日元；其次将皇室收入用于资助设置大学、中学及实业学校的六年计划及奖励在教育事业上有勋劳者，并用皇室财产弥补预算不足等。原敬还计划将陆军置于政府领导之下，并由陆军自主进行去军国主义改革。1921年11月4日原敬遭到暗杀，改革戛然而止。

——摘编自陈伟《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材料一   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末，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以其一系列的军事成就向欧洲展示了它的崛起。从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开始工业革命。在普鲁士推动下，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正式启动，废除内部关税，实行自由贸易，逐渐扩大至德国大部分地区。19世纪60年代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被削弱，奥、俄两国在巴尔干的矛盾加剧，英国支持普鲁士，牵制法国。法国则等待普奥之战，坐收渔利。俾斯麦施展外交手腕，通过普丹、普奥、普法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

材料二   联邦德国1960年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疲于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对各自盟国的控制力相对下降。1989年夏秋之交，大批民主德国公民出走联邦德国。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抓住这一机遇，于1989年11月28日正式提出德国统一问题，并积极推进两德及美、苏、英、法四大国会谈。1990年5月，两德签订了《关于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条约》，改变了民主德国的经济基础。1990年10月，德国再次完成统一。

——以上两则材料均摘编自邢斯文《德国历史上两次统一的政治经济原因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