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说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上认识产生的原因。
材料 中国人比起东邻日本来，在近代的遭际真可谓是多灾多难，遭受西方的侵略要比日本早,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使它不吃大亏就能学乖。日本的变法,是在没有多少战争破坏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中国却只能在割地赔款,最终负债累累、国家残破的情况下开始,而土地与金钱（相当于清朝两年多的岁入）恰是便宜了日本,本该近代起步（原始积累）的资本变成了负值。从此以后,贫困和资金严重匮乏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瓶颈。
从国内来看,戊戌变法也是有点生不逢时,中国真正的铁腕人物慈禧太后恰在变法契机到来前后面临她在制度和舆论压力下不得不交班交权的局面。在皇权政治中,几乎再没有比这种事更令人难堪而且难以忍受的了。其次,经过太平天国之后几十年汉族官僚的势力上升,能力虽差但心气颇高的旗人开始出现反弹,至少在中央政府,他们加强了自己的声音。从政治上说，这种反弹是一种倒退，因为长期养尊处优的旗人确实拿不出太多的人才。
——摘编自张鸣《再说戊戌变法》
(1)据材料概括日本近代化的有利条件。
(2)据材料分析中国变法生不逢时的依据。
材料 俄国农奴制改革前，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建议全体农民应当彼此和睦，以便时机一到一致行动。当时机未到来时，应当保全力量，自己不要作无谓的牺牲，即是说要保镇静，任何人不要暴露自己。至1861年，俄国沙皇在“二一九法令”中宣布：“对自己全部土地仍然保持所有权的地主，在农民向他履行规定的义务的条件下，让农民长期使用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让他们长期使用法令中所规定的一定数量的土地及其他附属地。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拟定的那些法令要对农民和家务农奴未来生活的安排作出规定，建立农民公社管理制度；但为了保留对双方都有利的当地原有制度起见，朕听凭地主与农民进行自愿协商。”
——摘编自《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等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61年前俄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并说明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农奴解放后的所获并揭示“自愿协商”的真相及其历史局限性。
材料 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减少导致剩余劳动力不断增多，加之税高赋重，农民对货币资金的需求更加强烈，并努力寻找增收机会。地主经济和部分富农经济为农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同时也得到地方行政机关的支持。农民受雇于地主及富裕的同村人，既能在农忙时从事田间劳作，又能在农闲时赚取额外收入来交纳赋税和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这些副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辅助和有益补充的作用，较之农业，副业表现出相对明显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部分农民成为无产者的同时，部分富农成长为企业家，农村社会分化加剧；农民大量外流造成当地劳动力短缺，破坏了当地劳动力结构，对农业产生不利影响，但接触村外世界和从事非农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农民的自身素质和自我觉悟。
——摘编自唐艳凤《俄国农奴制改革后农民副业发展管窥》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中后期俄国农村副业发展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19世纪中后期俄国农村副业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秘密的审判过程，复杂的诉讼程序，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低下的司法管理水平，普遍存在的腐败，这就是1864年以前俄国司法的基本情况。在这一环境下，司法很难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1864年司法改革被誉为亚历山大二世“大改革”中最成功的一项，是近代俄罗斯社会转型和整个法制现代化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利于保障其他方面改革的推行，也促进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转型。
材料二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沙皇拥有绝对权力始终是俄国法治的基础。……司法制度的变迁牵动着政治制度的改革，但当改革进入了实施阶段时所迸发出来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沙皇所能掌控的范围……专制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对抗自然出现，沙皇政府则开始破坏司法制度中不利于专制政权发展的部分，加强对司法的控制，行政权力继而渗透以不断挤压司法体制的独立空间。……当致力于维护专制权力的沙皇政府拒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是将巩固专制地位放在第一位的，“国家一只手推进资产阶级关系，另一只手却企图抑制它”。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中，司法改革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司法现代化进程也必然受到阻碍。
——摘编自王海军《近代俄罗斯的司法现代化之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运用唯物史观有关观点解释农奴制改革与司法改革之间的关系。
(2)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亚历山大二世时期的俄国司法改革。
材料 1859年，亚历山大二世批准成立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由自由派贵族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组成，承担制定取消农奴制、保留贵族地产等方面法律的任务。编纂委员会解散后，他所制定的农民改革方案先后提交农民事务委员会和国务会议表决，遭到反对势力的坚决抵制。只是由于亚历山大二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担任农民事务委员会主席，改革方案才获通过。在国务会议上，改革方案再次遭到非难，亚历山大二世力排众议，最终使农民改革方案获得通过。改革的基本内容即带土地解放农民、取消地主领地世袭权得到了实施。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这项违背国务会议多数成员意见的农民改革法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因此在当时被称为“解放者”。
——摘编自张广翔《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与俄国现代化》
（1）据材料，分析1861年改革方案得以通过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亚历山大二世被称为“解放者”这一观点。
(日本)1872年公布的《学制令》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口号,拉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在学制发布的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到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教育的普及,大在地提高了国民素质。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基础。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所有国民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在受完初等教育之后。不分身份都可凭才能进入中学、大学，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以东京大学为例，从1878-1885年。贵族学生比例从06%下降到0.2%、士族学生比例从73.9%下降到51.7%,而平民的比例25.5%上升到48.1%。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利大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整理自朱文富，杨勇：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的现实意义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特点。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教育改革对日本社会进步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