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棉花产业传播活动的中心是印度。棉花的种植和加工技术从印度向东传遍亚洲，特别是传入中国，使得亚洲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全球棉花产业的中心。元朝时，棉花在中国农村广为普及，事实上取代了苎麻成为中国人制衣的纤维原料。到明朝时，棉花生产大力发展，中国的农民可以用棉花抵税，劳动力的地理分工已经出现：北方农民运输原棉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南方的农民用这些原棉以及他们自己种植的原棉生产棉纺织品，其中一些纺织品还会被卖回北方，棉布生意甚至达到帝国商业额的四分之一。到17世纪，中国的男女老幼几乎都穿着棉布衣服。当中国人口在18世纪增加到4亿时，棉花产业仅次于印度排世界第二。

——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材料二

——摘编自刘绪贻等编著的《美国通史》和黄绍湘主编的《美国通史简编）等

材料一　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有2 250万依附俄国封建农奴主的农民获得了解放,在法律上成为有财产的自由人,同时恢复农村公社(即村社)对农民的管理。沙皇政府声称:“公社是俄国人民的特点,侵犯公社就是侵犯特殊的俄罗斯精神。”俄国50个省的统计数字表明:农民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1861~1870年为每俄亩29普特,1871~1880年为31普特,1881~1890年为34普特。

——摘编自《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

材料二　1897年居住在俄国的47.2%的贵族地主通过出售或出租土地等方式远离农村,移居到城市,但在1858年只有15%~20%。部分贵族通过抵押土地和出卖土地获得的资金用于商业或俄国的新兴产业。1882年在莫斯科大约有500个世袭贵族办企业和234个世袭贵族开工厂。但比较普遍的是贵族把资金投在国家债券或者铁路、银行和其他私人企业的有价证券。据1882年资料统计,正是这类投资的股息或利率成为许多莫斯科贵族大部分收入的来源。

——摘编自周静《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贵族的经济状况》

材料三　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离土不离乡”,广泛使用强制劳动,成为俄国工场手工业的一种普遍特征。废除农奴制并不意味着农村封建关系的终结,错综复杂的传统的超经济的剥削方式在俄国庄园里继续盛行。沙皇专制政府成为自上而下的迅速工业化的发动机,使俄国的工业化表现出明显的内在矛盾性:为了募集资金,沉重的赋税负担不得不压在农民身上,而这样又阻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从而限制了进一步的投资。

——摘编自张宗华《苏联时期俄国城市化的特征及历史渊源》

材料一   中世纪时，英国的工业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君主赋予了外国熟练工匠特许经营权，鼓励他们定居英国。1624年，英国议会颁发了《垄断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专利

法律制度。《垄断法》宣告了以往国王授予的专利权无效，规定以后凡新产品的第一发明人将向其授予专利证书，享有不超过14年独占生产、制造、销售、转移等权利。该法令颁布后，英国专利授权量有了明显的上升。

——摘编自[德]布鲁诺·范·波特斯伯格等《欧洲专利制度经济学：创新与竞争的知识产权政策》

材料二   下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大事记

——摘编自陈昌柏《知识产权经济学》等

材料一   中世纪时，英国的工业远落后于其他国家，英国君主赋予了外国熟练工匠特许经营权，鼓励他们定居英国。1624年，英国议会颁发了《垄断法》，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的专利法律制度。《垄断法》宣告了以往国王授予的专利权无效，规定以后凡新产品的第一发明人将向其授予专利证书，享有不超过14年独占生产、制造、销售、转移等权利。该法令颁布后，英国专利授权量有了明显的上升。

——摘编自【德】布鲁诺·范·波特斯伯格等《欧洲专利制度经济学：创新与竞争的知识产权政策》

材料二   下表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大事记。

——摘编自陈昌柏《知识产权经济学》等

材料一   1854年,培里叩关以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西方殖民者对日本的殖民掠夺合法化。尽管殖民者标榜亲善、友好。但实际上却是列强们以赤裸裸的武力手段迫使日本成为其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的市场。欧美殖民大国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在日本开放的通商口岸建立自己的机构,拒绝日本当局的管辖，形成了“国中之国”。殖民者修筑兵营,设立海军基地，并利用其干涉日本内政,严重威胁了日本的安全。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当俄国和日本两国领导人全力以赴地推进农奴制度改革和明治维新运动时，它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长久的帝国传统以及沙皇、天皇的神圣性,使沙皇和天皇很自然地继续成为改革时期全国人民效忠的核心。也正因为如此,俄国和日本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改革派无不利用王权作为自己推行改革措施的旗帜。尤其是俄国，沙皇本人直接参与并领导了1861 年改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郭永胜、姚雅锐《试论俄国农奴制改革和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历史前提》

材料一   （明治维新时）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用德国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专家在日本人监督下从1875年的五六百人，上涨到三千人左右。然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于是不到二十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他们）实际上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崇拜。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

材料二   作坊里的日本人有“心灵紧闭”但“眼观八方”的特征。他们在数百年不被外族征服的优越中，在精神层面上向来蔑视一切外来文化。但出门便是深深的海洋而且资源贫乏的现实，又使他们充满生存危机感，所以在技能层面非常注重乃至模仿先进的东西。在国弱时，他们谦卑地对外点头哈腰，默默地拿来先进才智，然后悄悄地在作坊里加班加点地消化，乃至超越。一旦确信自己在技能上超越了别国，便会出奇不意地创造神话。

——陈冰《作坊里的日本人》

材料一   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向莫斯科贵族发表演讲说，他说：“到处在谣传，我要给农民自由，这是不公正的……但是，遗憾的是，农民和他们的地主之间存在着敌对情绪，并因此发生了许多不服地主管束的事情……因而，从上面解决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

——摘自孙成木《俄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图为俄国粮食产量变化曲线：

材料   在19世纪（中后期），俄罗斯、中国和日本社会都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和欧美军事力量的碰撞显示出农业社会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工业化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启动了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从欧美模式中汲取灵感以解决因国内不满和外国入侵给他们带来的统治危机。……但改革计划在不同国家效果也截然不同，在俄罗斯和中华帝国，保守的统治者有能力限制改革的范围；虽然他们大体上支持工业化和军事改革。却扼杀了可能威胁他们社会地位的政治和社会改革。而在日本，反对派倒幕运动的成功，使改革者有机会进行比在俄罗斯和中国社会中更为彻底的改革计划。在20世纪早期，在明治维新领导人所实施的改革的基础上，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国。

——【美】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