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1872年，爱迪生建立第一个工业实验室，到1913年美国著名的工业实验室已发展到65个，吸收近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从事研究工作。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二战后，科学研究出现“大科学”模式。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1956年，中共中央制定《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确立“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 规划中确定了包括发展原子能和半导体、电子计算机、遥控技术等项目。五六十年代在极端困难情况下， 我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1986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198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为宗旨的“火炬计划”。经过三十年的不断发展，中国在高温超导、纳米科技、干细胞研究、人类基因组测序等基础科学、高性能云计算、载人航天、量子通讯卫星、北斗导航、 高速铁路等先进技术方面已经位居世界领先水平。科技进步为我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摘编自樊春良《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等

材料   工业化过程中的相关史实

——据《世界：一部历史》《经济与社会生活》整理

材料一   中国传统法律体系的最大特色就是法以礼为灵魂，这种以礼为原则的法律体系是被后人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总结了西周“礼治”经验后于2500年前创建的。孔子将法与礼所能达到的不同社会治理效果作了比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看来，以理（礼）服人的“王道”显然要优于以力（法）制人的“霸道”。孔子认为依附于“礼治”的法律只有维护忠、孝、节、义，才具有惩恶扬善的功效，当人情、道德与法律相抵牾时，永恒的人情、道德是不可改变的，可变的只是法律。孔子追求的是“以礼治国”，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依重教育；二是将社会的和谐而不是公正放在首位，以达到礼让“无讼”的境地。孔子认为在治国中，“人”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摘编自马小红《礼治、法治之辩》

材料二   孟德斯鸠所言，“在民法的慈母般的眼里，每个个人就是整个国家”。但是，民法法典化的本质正是政治运动，始于18世纪晚期的欧洲法典化潮流无不服务于各种政治目的。法国民法典成为法国革命的皇冠，巩固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等革命理念；意大利民法典直接促进了亚平宁半岛的统一；奥地利民法典迅速将奥匈联结整合，这些国家皆通过法制统一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建立。

——摘编自张亮《世界史中的民法典与新中国民法典的编撰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