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美苏两国都建立了足够毁灭对方的核武器库。一些欧洲人认为谈论“大规模报复”已经失去意义，既然美国也无法逃脱核武器的毁灭，可能就不会再愿意保护他们。在此背景下，法国总统戴高乐公开主张要更多地承认国家利益，呼吁西欧在军事和防务上扮演更加独立的角色。戴高乐试图改组北约，为此建议在北约内部成立美英法组成的理事会，三国对北约事务拥有同等的决策权，但没有成功。法国先后收回对地中海舰队和空军的指挥权，退出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体系。法国又着手建立独立的核打击力量，拒不参加限制核武器谈判的国际会议，将原子弹的研制置于国家“绝对优先地位”，先后成功试爆原子弹和氢弹。

——摘编自（法）皮埃尔·米盖尔《法国史》等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福利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在欧美国家广泛实行。

“福利国家”政策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建立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救济、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等；二是提供诸如教育、医疗、托儿等免费或低费的社会服务系统。其目的在于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的民主与公正，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由于高福利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实行必然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矛盾，国家不堪负担巨额公共开支，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下降，产品竞争能力不强，国家生产和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普遍存在。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更加公平公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实现人的现代化和人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不断丰富和健全，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不断提高。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充分认识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分阶段进行，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摘编自姜辉《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原则和现实途径》

材料   国际视角下的美国经济发展

说明:本表中的10个大陆国家是指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丝、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或、瑞士。

——【英】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之考察1820——1992年》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国务卿腊斯克和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是参与处理危机的重要人物。

材料一   美苏关于古巴的协议绝对不包括撤出在土耳其或意大利的导弹，苏联方面确实曾提出过这一要求，肯尼迪不仅拒绝讨论这一问题，甚至根本对此不予回答，危机的解决与任何形式的导弹交易都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促使赫鲁晓夫从古巴撤走导弹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很清楚面临着遭受美国核打击的可能性。

——1963年1-2月间，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在面对国会议员有关质询时的回答

材料二   赫鲁晓夫没有坚持要求肯尼迪做出公开保证使他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肯尼迪被誉为这场危机中的大胜家是因为没人知道那笔秘密交易。赫鲁晓夫从古巴撤出了我们的导弹而没有取得明显的收获，因而大失脸面。事实上……（赫鲁晓夫）得到了从土耳其撤走美国导弹的保证。

——摘编自多勃雷宁回忆录（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