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世纪初，围绕“如何解释中国，英国人该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这一问题，英国“自由贸易派”认为：十三行不怎么热衷进口西方商品，不代表中国市场对西方商品完全不感兴趣，因为在正式贸易以外，还存在大量的走私贸易；中国人实际上是和英国人一样喜欢经商；清朝政府恐惧汉族人与外国交流，妨碍清朝人进一步接受西方产品的就是清朝官方的法令和制度；从历史上来看，沙皇俄国打通与清朝之间的贸易大门，靠的是展示武力而后谈判。所以要促使清朝改变贸易政策，最好的办法是强硬手段。

——摘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先后通过了《1974年贸易改革法》《1979年贸易协定法》《综合贸易和竞争力法》(1988年),宣布美国的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逐渐转变为“公平贸易”。这些法案赋予总统以动用各种手段来反对“非公平贸易”的权力，包括因贸易逆差问题、劳工权利问题、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原因向其他国家发起报复性贸易制裁。在具体适用层面表现为，美国指认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如何侵害本国利益，并据此附以相应“救济”措施。与此同时，当美国的贸易政策与国际法冲突时，美国政府公然声明法律冲突之下以美国国内法为准。对“公平贸易”政策的青睐逐渐超越党争，在美国高层政客中达成共识。

——摘编自朱洁《美国的“公平”贸易，真的公平吗?》等

材料英国启蒙思想家洛克（1632—1704）在《政府论》中提出了“自然法”“自然权利”等概念。在早期的政府职能讨论中，政府的职能是相对于人的自然权利来引申的，政府被看作是接受人民授权的权威中心。在洛克的观点中，政府的唯一职能，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安全以及人民的自然权利。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将政府职能总结为三点：“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益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1772—1823）在政府的职能上仍然延续之前的传统，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同时也强调国家在保障私人财产、振兴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20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敏锐地指出了危机的解决途径，即促进有效需求。而为了促进有效需求，政府必须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消除市场的不稳定性。

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爵士发表《贝弗里奇报告》，提出政府要统一管理社会保障工作，通过社会保障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福利危机使得沉寂多年的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福利国家改革的主要理论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的撒切尔政府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里根政府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行动代言人。西方各国开始紧缩福利，将公共服务的职能陆续民营化，将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转移出去，用更多的理性对待公共服务职能的分配。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们开始超越市场与政府的二元对立而走向对待市场与政府的一种平衡立场。一方面，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重新得到重视，合同外包、倒合同外包、政府间合作与公私混合提供将并存，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除了企业之外，政府在公共服务上与社会组织也展开了更多的互动。

——摘编自万方《西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变迁的理论考察：三个阶段的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