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材料一   波峰、波谷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最大值、最小值，一般为正值、负值。落差是一个周期内波峰与波谷的差值，反映一个周期内经济增长的幅度，通过综合比较不同时间段内经济周期的波峰、波谷、落差可以明显看出经济波动的剧烈与平缓状况。总的来说，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经济周期的波动比以前更加温和，有的学者称之为“被烫过了的曲线”（如图3）。

——摘编自【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等

材料二   1928—1937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年递增16%；1917—1940年，国民收入增长了814%，年均增长率高达9.6%，而同期美国GNP只增长了68%，年均增长率只为2.3%。1981—198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工业产值、农业产值、投资额、社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3.2%、3.6%、1.0%、3.7%、2.7%，1986—1990年分别为1.8%、2.6%、0.5%、0.3%、2.0%，1990年分别为-4%、-1.2%、-2.3%、-19%、-3%。

——摘编自杨荣、季正矩《经济建设的成败与苏联的兴衰》

材料一   鉴于赫鲁晓夫后期忽视农业科学所带来的教训，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强调农业科学“有特殊的意义”。苏联在1966—1970年用于农业科研的投资为9亿卢布，1971—1975年则为17亿卢布。勃列日涅夫把农业专家看作是农业发展的“可靠支柱”，鼓励专家担任生产领导。全苏联建立了600多个农业科研机构，在特别缺乏农业专业人员的东部和非黑土地区也新建了多所高等农业院校。苏联还抓紧对在职农业干部进行专业轮训工作，每年轮训17万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农业发展较快，产业结构也有所优化。

——摘编自陈义初《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农业》

材料二   2001年，中国政府召开“全国农业科学技术大会”，颁布《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其中明确了农业科技工作的方针与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调整农业科技发展与体制改革的方向。为了借鉴与学习世界各国发展农业科技的先进经验，中国发起并主办了首届“国际农业科学技术大会”，继续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使农业生产的科技贡献率跃居世界先进水平。“十五”以前，中国近80%农业科技人员和投入集中在提高农产品数量方面；“十五”期间，中国农业科技已从以提高产量为主，转向以提高效益、增强竞争力和基础研究能力为主。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初步优化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增加了农民收入与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等。

——摘编自吴忠泽《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科技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材料一   1926年，苏联农业总产值达到1913年水平的118%，其中种植业产值为114%，畜牧业产值为127%。但从1928年开始，苏联国内出现了粮食收购危机。到1929年4月，收购到的粮食比上年同期还要少，连莫斯科的面包供应都出现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决心加速农村的集体化运动，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以便把粮食牢牢地控制在国家手里。“一五”计划结束时，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集体农庄，集体农庄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比例为80%—90%。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从斯大林时期到赫鲁晓夫时期》

材料二   1952年，民主德国工业部门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50%，工业优势明显，呈现出典型的工业社会产业结构特征。同年，民主德国借鉴苏联模式开启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一过程中，国家通过大量的财政拨款为合作社提供更多的税费优惠政策、向合作社派送专业技术人员、补贴合作社社员收入，吸引农民主动自愿加入合作社。与此同时，国家还通过动员、教育、说服、许诺等方式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在农产品收购制度方面，政府采用了双重价格体系，国家规定农户每年以交售价格向国家出售一定额度的农产品，超出交售额度的农产品既可以以收购价格出售给国家，也可以相对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而且，在集体化期间一直保留了较高比例私有成分，甚至直到实现全盘集体化的前一年，私营比例依然超过一半以上。至1960年底，民主德国农业基本实现了全盘集体化。

——摘编自曾哲《民主德国农业集体化的特点及启示研究》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对传统理论和体制发出了严峻挑战，建立起了受国家政权领导但又为国家服务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并且为小生产者的存在正名：农业上，每一户的粮食税额取决于它的土地数量、家庭人口、收成和财产状况，多打粮就能多得粮食，因此受到了农民的欢迎在这一政策下，农民可以把多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出卖，这就打开了市场的大门，为商品的流转、商品经济的恢复和活跃创造了条件。此外，这一政策还改变了内战后期产品的免贵分配，允许商品买卖合并实行按技术高低、贡献大小付酬。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

材料二   斯大林往往打着列宁旗号，大量地引证列宁的话，实际上斯大林与列宁的联系是非本质的。斯大林主义是背离列宁的思想的。在军事共产主义结束后，列宁强调把全国视为一个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是长期的，并且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过渡形式，而斯大林对苏联体制进行了彻底改革。《消息报》评论员鲍文认为，需要彻底改革的斯大林模式的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过程中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法，这也对此后的领导人产生影响。

——摘编自陆南泉《对斯大林模式的再思考》

材料三   关于苏联的部分观点

——摘编自林志彬《苏联剧变原因探讨》

材料一   斯大林模式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为工业化的成就和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工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又带动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使苏联联在斯大林逝世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此外，苏联增加了对科学事业的投资，创建了大批科学技术研究院、科研所，培养了大批科研人才，创造了突出的科学技术成就。并且在全苏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管理体制，培养出各类专业人才，全面促进了全民教育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吴怡冉《斯大林模式探析》

材料二   在1985年的四月全会上，苏共中央提出了“加速战略”（即“加速国家社会和经济发展战略”）。主要目的是集中财力和物力，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购买西方技术，实现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加速”口号反映了苏联人民要求发展经济。缩小与西方国家差距的愿望，但这一发展战略仍然是不计投入成本的，只强调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逃脱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片面增长的老路。1986年2～3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批准“加速战略”的基础上，又推出了《苏联1986年至1990年及2000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反映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层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乐于制定宏大的战略，而不是艰苦细致、脚踏实地推进改革与发展。几年后，随着政治斗争的激烈，这些宏大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战略便被束之高阁。

——摘编自张树华《苏联经济是怎样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一步步走向深渊》

材料   社会主义城市化是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有计划进行的，根据各种非农业劳动部门的要求，提出城市人口的需要量，再根据各种农业生产的商品，确定城市人口的可能量。将需要与可能综合起来，确定社会主义城市的规模，二者缺一不可。对一个城市的社会主义性质要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是城市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其次是城市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是否得到保障。社会主义城市化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苏联模式，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主张发展大城市，要“乡村向城市看齐”，不主张“城乡结合”。但由于城乡的悬殊太大，乡村流入城市的人口大量增加，使农业区缺少劳动力，使农业生产损失很大。另一种是罗马尼亚模式，积极扶持农业发展的同时，十分强调生产力的合理分布。把工业集中在首都等五个地区，众多小城市把周围乡村的农业同城市的工业结合起来，这样既解决了乡村人口外流的问题，又改造了落后地区的经济，有利于消灭城乡差别。罗马尼亚的小城市，集中了城乡优点，即没有乡村的“单调和简陋”，也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和嘈杂”，小城市具有“吸引力”了，这点很值得我国借鉴。

——摘编自秦仁山《关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