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国曾于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4次启动民法典的制定，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始终未能完成。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恢复民主法制，但由于当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还在“摸着石头过河”，一次性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不成熟，只能“从批发改为零售”，根据轻重缓急，推出民事单行法，成熟一部推出一部。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民法典草案，但鉴于民法典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学术观点有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先制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在条件成熟后以此为基础再研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2020年5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摘编自徐隽《我们需要一部怎样的民法典》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摆在突出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系统总结制度建设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编纂民法典，健全和充实民事权利种类，形成更加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完善权利保护和救济规则，形成规范有效的权利保护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人民权益，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编篆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我国民法典制定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说明新时代我国编纂民法典的重大意义。
材料一 明清时代对于官吏的“普法教育”是很有特点的。其一，为官者不可不知法，故普法对象首在官不在民。其二，官员普法不限于本部门的法规，更应当熟悉国家最重要的法典。其三，官员普法的要求载于刑法典，是具有强制性的，违反者要给予制裁。其四，每年定期考试官员的法律知识形成制度而不是一时的轰轰烈烈。其五，考试结果区分优劣，按法予以奖惩。“讲读律令”起了很好的导向作用，增加了官民的法律意识。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执法者法律素质的提高，才有助于援法断罪，改善司法状况。
——摘编自张晋藩《古代官吏的“普法教育”》
材料二 我国普法教育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在经历了以宪法普及为先导的启动时期、以市场经济法律普及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时期、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的高潮时期之后，进入了权利至上的全面提升时期。通过五个普法“五年计划”的开展，我国普法教育实现了从常识性普及、知识性传授、法律意识的培养到法律素质提升的转变；实现了由行政手段管理向由法律手段管理的转变。我国普法教育的发展历史是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法教育中每一次对象、内容、目标的改变都对应着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
——摘编自刘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普法教育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官吏“普法教育”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现代中国普法教育发展起来的背景及意义。
材料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和第三次会议都曾对1978年宪法进行过局部修改，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设置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并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 年宪法有多个条款涉及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与依法治国的关系早就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譬如，刘海年指出：“精神文明建设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治国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保障。它们总的目标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摘编自周刚志《中国文化法治七十年回眸》
材料二 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随后，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报告指出：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新时期，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一定要坚持两手，一手是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另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和政治文化领域中危害社会的严重犯罪活动。邓小平在1985年10月和1986年3月会见外宾接见外国记者采访时指出，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律。教育引导，法律保障；教育是事前预防，法律是事后补救；加强教育以提高素质，运用法律以增强意识。
——摘编自付翠英《论邓小平法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的思想》
(1)根据材料一，指出1982年宪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启发意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82年宪法制定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践行1982年宪法过程中邓小平的理论贡献。
材料一1978~2000年，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我国制定了一系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律和法规，加强了执法和司法工作。江泽民同志坚持我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确提出在全党开展“三讲”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随着“三讲”教育活动不断深入，江泽民同志又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讲”教育活动，是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在党内的一次成功实践，为在治国方略上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了经验。而“三个代表”的要求，又为我们党实践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指明了奋斗方向。
——摘编自朱少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有机统一》
材料二坚持法治与德治“两手抓”，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党的十五大强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现在，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必须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当今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处理、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阻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面对国内利益关系多样化的趋势和全球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党和国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道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在内容、形式、手段、机制等方面努力改进和创新，提高以德治国的水平。
——摘编自崔耀中《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1)根据材料一，概括从改革开放起步到21世纪初，中国共产党为推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所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具体说明新时代党和国家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手抓”的原因。
材料一 《唐律》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完备成熟的法典，全面制定了有关性别与婚姻的法规。《唐律》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异。在《礼记》中为出妻规定有“无子、不顾父母、妒、淫、哆言、窃盗、恶疾”七条理由。妻子若犯了其中一条，丈夫就可名正言顺地休妻。二是“义绝”强制离婚。“义绝”包括夫对妻族、妻对夫族的谋害罪、奸杀与殴杀罪。官府判断一方犯义绝，必须强制离婚。三是受鲜卑族法律的影响，唐朝还存在“和离”的情况。从敦煌文书的“放妻书”样文看来，“和离”不仅双方自愿，而且还有对妻子再婚的祝词，“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选聘高官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摘编《从<唐律·户婚>看唐代婚姻的双重性》
材料二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正式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党和政府利用报纸、广播、书籍等方式进行大规模宣传活动，还通过集体婚礼、评选模范夫妇等形式宣传《婚姻法》。各级法院对于因干涉婚姻自由而伤害妇女或逼致妇女自杀的罪行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婚姻法》的贯彻使受封建婚姻制度束缚、压迫的妇女纷纷向政府和法院申请解除不合理的婚姻关系，妇女提出的离婚案件迅速增加。妇女获得婚姻自由后积极参加了基层政府以及生产互助组织的工作。伴随着婚姻自主意识的增强，青年的择偶标准也发生了改变。
——摘编《论1950年<婚姻法>》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代的婚姻观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理念，概括其贯彻实施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