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国家产生之际，由于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家长制家庭没有像雅典那样分化为个体家庭，氏族部落内部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但是阶级分化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动因主要不是由于氏族内部的阶级分化，而是部落之间的征服战争。部落战争的结果是征服者把被征服者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从而使属于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了新的结构，于是原有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家庭便具有了地域的性质。在古代中国，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不仅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相反在国家产生以后得到强化，原有的家庭结构生长成为政治结构的补充部分，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摘编自陈恩林《谈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及特点》

材料二   随着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出现了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举起人文主义旗帜，把斗争矛头直指以罗马教会为代表的封建制度，宗教改革运动对罗马天主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进攻，促进了民族意识的成长，他们关注、效忠与认同自己所在的民族和国家。16—17世纪，西欧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形成了大众忠诚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民族语言迅速传播与使用，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由此，整个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大大增强。随着王朝国家的建立，启蒙思想家指出专制君主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资产阶级高举起反封建的旗帜，打倒了王权，确立起人民主权作为新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主体。从此，国家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所组成，相反，而是由全体公民结成的统一的共同体。

——摘编自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   中世纪末期，由于王权的加强、较为统一的国家的形成，西欧一些民族在文化层面上取得了民族的共同认同。16—17世纪，在西欧摧毁、瓦解了普世世界国家，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君主国家。恩格斯曾指出：“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封建专制君主，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

——摘编于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