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19世纪末移民潮和难民潮的到来，美国语言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努力巩固英语的地位，将其上升为国家语言和通用语言。一方面，人们需要通用语言来处理迅速增加的经济、政府及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移民和难民的大批涌入带来差异极大的语言文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到1919年，有15个州通过立法规定必须在所有公众场合使用英语。

——摘编自陈新仁《美国语言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启示》

材料二   大革命前夕，法国存在三十多种方言，巴黎派往各省的特派员无不留意到，方言区的民众因语言障碍而对发生在法国的巨大政治风暴不知情或不关注。在此共识下，革命者将废除方言、统一民族语言视为传播共和思想、巩固年轻的共和国的一个必要前提。讲法语于是被视为爱国行为，这一全新的语言观引发了法国历史上首场全民性的语言爱国主义运动。

——摘编自曾晓阳《从“先生”的语言到公民的语言》

材料一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的重大事件。根据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送给乾隆帝的中文礼单记载，马戛尔尼携带的礼品共十九件，包括枪械、软带、望远镜、时钟、晴雨表、奇巧椅子、马车等礼物，其中，还包含两箱图册。下表是图册的内容以及乾隆帝的回礼：

乾隆帝的回礼及与英使团礼品的对应关系

—改编自徐斌《马戛尔尼使团礼品中的图册》

材料二   “国书”，即具有平行地位的两国往来文书。清朝的国书最早出现在入关前的后金时期，广泛应用于后金与朝鲜、察哈尔蒙古的交往中。当清廷逐步建立宗藩体系后，在对外交往中不再使用国书，代之以表文、敕谕、奏书、咨文等朝贡文书。这些文书反映着相应的名分关系，成为宗藩体系的重要表征。

鸦片战争后，美使顾盛被授予信任状出使中国。此份信任状指出派遣顾盛为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并希望中国皇帝对他予以信任。之后，在中国官员上奏道光帝的奏折中，顾盛递交的信任状没有被翻译为宗藩体系下的“表文”，而是被翻译为“国书”。此前的藩属国表文通常表示出由下往上敬奉文书的性质，而美国国书的起首体现出私人性与对等性。中国历朝都非常重视历法，清廷会向朝鲜等国颁赐历书，即“颁正朔”，然后朝鲜、琉球等国在文书中就会使用中国历法。但是对于美国的这份汉译本国书，最后却保留了西元纪年。

从汉译本国书的语句看，其中大量使用“大清大皇帝陛下”“皇都”“中华”一类的崇敬字词，同时以“孤”“敝域”作为美国总统与国家的谦称。在内容上，这份国书既有对中国的大力赞美，也有对自己国情的介绍；既表示出友好与对等之意，又通过这些词语体现出谦卑秩序。此外，美国总统的人名从颇具美好意义的“泰禄”改为“戴喇”，删去“忝友好”三字，还在“皇帝”前特加一“大”字。

道光帝要求耆英撰拟了一份符合“天朝体制”的诏书，作为对美国国书的回书。但是清廷下发的这份回书与传统“诏书”的内容、格式大不相同。 它既没有对美国的“伯理玺天德”“合众国”进行抬格，在涉及本朝的“大皇帝”“朕”“钦差”等字词时也都没有抬格，可以说没有执行抬头制度，从而使这份文书在格式上消弭了尊卑之分。

从同治七年的蒲安臣使团开始，清政府首次对外发出了遣使国书。光绪二年(1876年)派遣郭嵩焘、刘锡鸿为正副使常驻英国，他们携带了清朝的第一份驻使国书。此后，遣使和驻使携带国书成为惯例。

—摘编自郭黎鹏《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