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长期肆意干涉拉丁美洲事务。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美国政府武力入侵的同时，更侧重于用“民主化”与“和平演变”的手段干预拉美地区事务。1999年，美国政府推出“新干涉主义”，竭力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充当“世界法官”。后冷战时代，拉美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开始不断下降。同时，拉美地区成立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等组织，在运用自身力量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成立，凸显了越来越洪亮的“拉美声音”。2013年11月，美国政府宣称放弃“门罗主义”，然而就在当天，又对古巴进行了抨击。此后，美国政府又相继对委内瑞拉等国的内政进行了干涉。

——摘编自徐世澄主编《帝国霸权与拉丁美洲》等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中国同东南亚各国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97年，东南亚地区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积极行动，对缓解危机、稳定东南亚地区经济乃至世界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东盟各方面关系全面加强：政治互信不断加强，经济合作硕果累累，人文交流日益频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广泛共识2021年11月，习近平指出：“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年来……我们摆脱冷战阴霾，共同维护地区稳定。我们引领东亚经济一体化，促进共同发展繁荣，让20多亿民众过上了更好生活。”

——摘编自黄庆、王巧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等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制定了严格管制对华贸易的政策。尽管英国也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但由于香港是东亚的转口贸易中心，英国不愿对除军火外的其他物资实行严格控制。1950年12月，美国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实行全面禁运。在美国一再施压下，英国同意对战略物资实行有选择的禁运。中美朝鲜战争结束后，包括英国在内的盟国要求放松对华贸易管制，但美国这一政策在艾森豪威尔政府任内一直保持下来。

——摘编自陶文钊等《中美关系史》

材料二   1955年，对外贸易部部长讲道，五年多来，我们在中央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贯彻了和继续贯彻着下列基本政策：进口与出口政策必须贯彻发展生产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原则；稳步发展同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同时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采取争取利用与斗争、分化相结合的策略，积极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加强国营对外贸易企业，实行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

——摘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三   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计划完成情况单位：亿元，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材料一   1840年前，中国没有专门管理涉外事务的机构，理藩院既管理少数民族事务又管理涉外“朝贡”事务。中国外交体制演变，始于“五口通商大臣”设立，后来随通商口岸扩展，设置南洋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负责管理对外通商事务。1861年，咸丰帝迫于英法压力，成立总理衙门，它是专管洋务及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中国外交体制重大变化。1877年，清政府在英国设立领事馆，它是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中西交往中，清朝放弃了“谕”“批”等居高临下的回复夷书定例，改用“照会”样式。1901年，外务部设立，它厘定使节职制，制定外交规章，重视外交官培养，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正式确立，这对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有积极作用。

——摘编自《外交近代化》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列强在华特权，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屈辱外交，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等影响深远的外交理念，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格局，赢得国际社会高度赞誉。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八大后，党中央开创性提出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新理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软实力显著提升。70年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外交始终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条件。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成就与启示》

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息息相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材料一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成为民族同质化的建构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东南亚百万移民冲击了美国的白人文化，美国的熔炉（民族同化）政策应运而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维护移民的权利也成为美国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由此产生。现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虽有保留地制度，但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在工作、移民、教育及居住等方面的歧视比比皆是。虽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

——摘编自雷振扬，裴圣愚《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形势和群众的生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8年中组部专门发文要求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一把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摘编自左岫仙《新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民族平等为视角》

材料一   中国古代王朝对边疆地区采用了既互相矛盾又相辅相成的两种治理模式，即“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对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俗而治”主要是中央政府在边疆地区，政治上任用当地部落首领，经济上不改变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文化上顺应风俗习惯，边疆地区在与内地的交往中不断向先进的内地经济形态和文化学习并最终趋同一致的治理模式。边疆内地一体化是指地理上边疆地区在行政管理形式、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等方面与内地处在较为相近的发展水平上，形成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是在承认和尊重边疆地区的经济形态差异、民族风俗习惯差别的前提下的一体化。

——摘编自陈跃《“因俗而治”与边疆内地一体化——中国古代王朝治边政策的双重变奏》

材料二   1949年的《共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此后党和人民政府通过友好协商和各种调解工作，使许多积怨甚深的民族纠纷，陆续得到公正合理的解决。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中央访问团，分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访问，宣传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了解他们的疾苦和要求，带去大批急需的药品、医疗手术器械及生活用品。各级人民政府还抽出必要的财力、物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和发展农牧业生产。1952年底至1953年上半年，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的广大干部及人民群众中开展了一次民族政策大检查，取得了较好成效。1951年建立了中央民族学院，在西北、西南、中南设立分院；放手使用和大胆提拔少数民族干部，普遍开办民族干部训练班和民族干部学校。1954年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到1956年，全国共建立27个自治州、43个自治县。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元朝的疆域辽阔，漠北、东北地区设行省，但基层单位仍是其传统的千户、百户。西南地区设云南行省，仍多用土官任职。这样，“岭北、甘肃、四川等边地，唐所谓羁縻之州，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西藏地区由中央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宣政院直辖，低级官吏可由僧侣兼任，也进行了清查户口等工作。同时，以大都为中心，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道系统，做到了“人迹所及，皆置驿传”。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二       清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并实行了改土归流，随后收回台湾并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等叛乱，在新疆地区设将军、办事大臣等，还大规模屯田、发行统一货币。在此基础上，在西藏册封宗教领袖、设驻藏大臣、加强驻军；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度，盟旗之间不相统属，均直属中央机构理藩院。同时，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等条约，划定了中俄大部分边界线。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三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做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1954年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各级民族自治地方（自治区、州、县等）的自治机关，除了行使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还享有一定的立法、财政等权力，以及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照顾各民族的需要。同时，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和消除民族歧视等工作。这也为世界各国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借鉴。

     ——摘编自李正华、张金才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