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9年12月开始，毛泽东前往苏联进行友好访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指出这次访苏首先考虑的问题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国贷款和中苏贸易往来问题。然后，电召周恩来同志率领一个颇为壮观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协助商议和解决以上各项重大问题。
1952年8月，周恩来率包括中央各部门、各行业负责人的庞大政府代表团第二次访问苏联，同苏联政府协商、研究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和援建项目等问题。在这次访问中，斯大林明确表示愿意提供中国实现“一五”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贷款等援助，并派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
——摘编自师哲《新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出访莫斯科》
材料二 1977年以来，中国高层出访活动迅速增加。一是组成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重点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农工联合企业(搞农、牧、畜业，还搞加工，还有自己的销售网点)，市场经济和社会计划相结合的情况。二是多次访问考察欧美与日本等国，重点考察了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企业管理、科技发展、国民生活等领域。
——摘编自曹普《改革开放前夕大规模出国考察潮》
对材料中新中国两个阶段外交活动的出发点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 中国历代均重视对边疆的治理。秦将郡县制推行到边疆地区。汉王朝除了设置郡县外，还设立属国管理内徙边疆民族，使其成为汉王朝边疆防御的重要力量。唐朝追求“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实行开明的治边政策。另外，为维护边疆地区的安定，唐王朝确立了军镇屯戍制度。元朝通过设立行省实现了对边疆地区广泛而直接的管理。清王朝从中外一体（内地与边疆为一个整体）的认识出发，以积极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在实际运作中，突出改革行政体制，如中央设理藩院，主管边疆民族事务，地方则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统治体制。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边疆经略史》
材料二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及以后诸帝放弃元朝凭借边疆向外扩展的做法，继承汉唐“守在四夷”的治边之策。朱元璋分封的诸子大都遣镇北方，前朝重北轻南的治边传统仍被明朝继承。为防范“北虏”南下，明朝修建九边重镇，修缮长城并驻重兵，以强硬的军事手段应对北方游牧势力。明朝对南部边疆也未放弃经营。在南部蛮夷地区大量派驻军队，以卫所的形式驻守各地。卫所军士有军籍，携带家眷子女，世代相继为军户。军士中大部分参加屯田，小部分驻防。在南部边疆各省，郡县、卫所互为表里，施政则相辅相制。卫所主要安置在农业地区及形胜险要之处，遂形成大规模的军事性质的移民浪潮，推动了卫所地区社会的发展。在设置卫所以外蛮夷聚居的边远地区，明朝普遍推行土司制度，总体上实行卫所与土司结合统治的双轨制。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三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兴边富民行动“十三五”规划》，对中国边境的基层社会发展提出了“强基固边、民生安边、产业兴边、开放睦边、生态护边、团结稳边”等六项工程的整体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共同创造美好生活”，要求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古代治边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对南北边疆治理的不同措施并分析其积极意义。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封建王朝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多大的统一王朝边疆经略实践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是颇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包含十分丰富的内涵，其要者有从中央到边疆地区的管理体制、边疆的行政建置、边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经济开发政策以及近代以来与边界交涉相关的外交政策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古代边疆政策的完整体系。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外延应该包括与治边思想有关的世界观、国家观、民族观、传统治边思想以及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的边疆开发比较研究等方面。
——摘自马大正《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
材料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会以后,随着改革开开放的深入,边疆治理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国家有针对性地采取了旨在改变边疆贫困和落后面貌的政策措施，促进了边疆的建设和发展。这一时期，边疆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边疆的面貌得到了根本的改变。
——摘自周平《我国的边疆和边疆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边疆治理政策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治理的重大举措。
材料 新中国诞生不久，由于中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法国当时拒绝承认中国。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这次会晤，不仅对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改善中法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法国仍然未承认新中国。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多极化趋势的出现，中法双方都期盼改善两国关系。在戴高乐总统的推动下，1964年1月法方代表博马歇应约来到中国使馆与中国大使进行磋商，双方同意于1964年1月27日同时发表建交联合公报。
——摘编自李敏《中法建交始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年代法国未能承认新中国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60年代法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并说明其对法国社会进步的意义。
材料一 在反秦大起义的过程中，拥兵自重的军事实力派人物先后称王；汉高祖刘邦在与项羽争天下时，也不得不以封王为手段，笼络韩信、英布等豪杰为自己效力；汉初的思想家又批评秦始皇“非封建，行郡县”是出于“私天下”之心的暴政，形成了革秦之弊必行封建之制的社会舆论。与秦朝推行单一的郡县制不同，汉初的统治体制是“郡国并行制”。汉初的封国领土广大，诸侯王地位尊崇，“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越天子”。根据周振鹤的研究统计，当时全国有57郡，其中10个诸侯国共领有42郡之地，占总数的73.7%；而中央辖属的郡县之地共有15郡，仅占总数的26.3%。
——摘编自刘宗绪《历史学科专题讲座》
材料二 在八国联军被义和团截击于京津之间的时候，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润于6月14日即电告本国政府，指出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必将对英国造成巨大的损失，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张之洞、刘坤一）达成一项谅解”，如果刘、张想要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护和平”。霍必澜的意见得到英国政府的肯定，并被指示向刘、张作出相应“保证”。显然，英国并不是真的要维护两江、湖广的稳定，而是为维护它在该区域所攫取的权益。在英国的首倡下，其他列强也各怀私利加入进来，与英国联合行动。刘坤一和张之洞一贯仇视义和团运动，主张坚决镇压。在清廷对义和团“剿”“抚”不定甚至决定利用之时，他们仍固执己见，说“拳匪”势甚“猖獗”，主张竭力“剿办”，并强调“各国纷纷征兵调舰，大局危急”。而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关于“互保”的提议，正与其原有的意向不谋而合。
——摘编自董丛林《“东南互保”究竟保了谁的利益？》
材料三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并承认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自由权，在倡导联邦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纲领，宣告了民族权利。1934年11月29日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确定了民族平等团结这一根本原则，为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1936年，中共中央领导成立了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在事实上开辟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局部实践之路。1941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七条之规定提及建立自治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初步确立。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并于1949年12月2日改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摘编自谭玮、陈心林《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初实行封国制度的背景并分析其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列强与南方督抚达成“东南互保”的共同目的并说明其带来的危害。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民族自治制度历程的特点并说明其积极作用。
材料一 据《山海经》记载，炎帝为南方之神，蚩尤为九黎的部落酋长，盘古、伏羲的故事为汉族、羌族和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共有的神话。黄帝被认为是其他四帝的祖先，《五帝本纪》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幸明德”。战国时期，七国的君主都以黄帝的后裔相标榜。十六国时期，匈奴人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国，自认为是夏禹的后代，要恢复夏禹的统一大业。386年鲜卑人拓跋珪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其皇室也自认为是黄帝的后裔。拓跋珪在其昭文中说：“夫刘（邦）承尧统，旷世积德。……《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吴、楚僭号，久加诛绝，君子贱其伪名，比之尘垢”。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曾下令改变鲜卑族的风俗习惯、服装和语言，奖鲜卑贵族与汉族的士族通婚，改汉姓，学习中原的典章制度等。
——据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材料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念发生动摇，王朝国家认同出现严重危机。甲午战争后，梁启超积极宣传民族国家观念，他深刻地认识到，国家欲立于民族国家之林，就必须获得广大民众认可，成为一个统一强大的民族国家，并在中国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致力于开启、培养国民与此相应的国家意识。革命派提出，中国在“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情况下，建立起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殆不可以须臾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一再强调“今日中华民国成立，满、汉、蒙、回、藏五族合为一体”，各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辛亥革命后期，许多民族主义者将“中华民族”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中华民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新内涵。
——摘编自暨爱民《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材料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和发展，使其长期落后的局面得到扭转，开始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中国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不局限于某种文化类型，而是关涉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少数民族的构成及其地理分布具有特殊性，中国政府往往使用“边疆民族地区”概念，甚至采用“民族地区”指代“边疆地区”。随着国家由建设时期向发展时期转变，内外情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边疆观念在适时调整，并在海洋边疆、高边疆、信息边疆等领域进行积极的实践探索。
——摘编自杨力源《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进》等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少数民族政权华夏认同的历史作用。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近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原因，并简析其历史意义。
(3)结合材料三和结合所学知识，并谈谈你对国家边疆治理问题的认识。
材料一 鸦片战争以前的历代清帝，十分重视治边与边疆治理制度的建设，先后颁布的法律有《蒙古律例》新疆条例》西藏通制》《理藩院则例》等。根据边疆少数民族的特点，“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对蒙古诸部实行盟旗制度，在维吾尔族地区实行伯克制度，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的管理制度。对边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首先是“众建而分其势”，使上层人物相互制约和牵制；其次是厚待边疆蛮夷上层人物，在待遇、名位和礼遇方面予以体现。积极兴办学校，推广儒学教育，尤以土司地区的学校教育最为成功，发挥了教化风俗、绥服边地的作用，也增进了他们的国家观念。雍正前期的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纵恣不法、危害社会等严重的问题。为此，雍正朝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及其善后的措施，扫清了清朝深入统治这些地区的障碍，外来人口得以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有效缓解了内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压力。清廷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隔绝民夷及禁止民夷往来的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此类政策的负作用日益明显，最后被迫废除或修改这些政策。
——摘编自方铁《论元明清三朝的边疆治理制度》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始终坚持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政府即把让各族人民摆脱贫困，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作为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多项重大措施来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多年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始终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把国家支持.发达地区支援同自身努力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优惠政策同发挥自身优势结合起来，奋发图强，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美好家园。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彻底摆脱了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人民生活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
——摘编自《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白皮书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述清代前中期边疆民族政策的特点，并运用唯物史观简要评价清代前中期的边疆民族政策。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跃上新台阶的原因。
材料一 近代以来，欧洲就在民族国家发展和国际法形成的过程中，出现了近代外交制度。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到《维也纳和约》，欧洲各国签订了许多条约或协议，促进了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进步，但是，弱肉强食一直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国际法的公平性。
——摘自国家统编教材《历史选择性必修1》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的地区分布示意图（单位：个）
材料三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外交以传统外交为主，偏重于政治和安全领域，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适应全球化、区域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形势，逐步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宽领域和整体性外交的模式。
——摘自杨洁勉《新中国外交70年：实践特点和理念演变》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维也纳和约》的主要内容及影响。
(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的外交总原则和三条外交方针。
(3)据材料三，指出与新时期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的突出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化同周边国家的关系。
材料一 辽朝社会中，契丹人与汉人逐步形成了混居的局面。辽朝统治者非常重视中原文化，采取各种方式促进契丹与汉文化的融合。然而，契丹与中原的观念、风俗习惯大不相同，给辽朝的统治者带来困难。耶律德光对辽国的官僚制度进行改革，制定了南北面官制，即“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人……北面治宫帐，部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摘编自李斯、任向阳的《南北西官制对辽朝文化的影响》
材料二 中国的民族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叉的，这样的民族分布情况，就不可能设想采取如同苏联那样的民族共和国办法，而应该采取最适当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单一体的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联邦国家，也无法采取联邦制度。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分别情况，成立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或者民族乡，使所有少数民族不论聚居或者杂居都能实行真正的自治。
——摘编自《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南北面官制实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南北面官制的不同
材料一 1949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说：“确立对美政策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也不忙于承认他们。”4月初，美国国务师艾奇逊授权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5月13日，艾奇逊提出美国承认一个（中国）新政权应具备的条件是：“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是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以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
——摘编自陈少铭《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 1978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卡特向全国发布电视广播，宣布中美关系正常化，接受中国的“建交三原则”（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废除1954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撒军），同时表达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极大关注。国会多数议员原则上赞同中美建交，但对行政部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方式（缺乏与国会磋商）普遍不满，许多议员认为美国在建交问题上让步过多，背弃了台湾。进而，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推迟驻华大使任命，逼迫总统在台湾立法问题上让步。
——摘编自吴艳平《试析卡特政府时期国会对中美建交的反应》
(1)根据材料一，指出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对美政策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影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