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材料   1949年12月至1952年7月，邓小平主政中共中央西南局期间，高度重视构建新型的民族关系。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区情是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文化落后，民族与汉族间隔阂严重。邓小平认为，“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他主张在政治上，通过“坚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使各民族真正平等；在经济上，“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通过组织贸易活动“使各兄弟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一天天的好起来”；在文化上，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通过“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邓小平还特别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要同少数民族商量”，和平解放西藏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实现的。

——摘编自田姝《邓小平与重庆的不解之缘》

材料一   有学者依国际法的主客两分视角，将春秋时期的朝聘、会盟等盛行于国君间的礼节与国际法对应起来。下表为《春秋》所见四类会盟活动统计简表。

——摘编自翟淑君《春秋时期的会盟问题研究》等

（注：《春秋》采用鲁国纪年，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14年即公元前481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国际法学者创造性地运用现代国际法，在诸多重大国际法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上，作出了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70年来，国际关系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中国国际法学者撰写了相关的论著进行国际法评析，如中东战争、1991年海湾战争、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2001年“9·11事件”与阿富汗战争、《巴黎协定》开启的全球新的应对气候变化进程等；此外，中国国际法学界还关注了一些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如新中国与承认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印边界问题、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中日钓鱼岛主权争端事件、G20杭州峰会等。空间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国际法学者及时予以了关注。国际环境法、国际组织法、国际人权法、国际刑法等不但成为了现代国际法的新分支，而且也是中国国际法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

——摘编自杨泽伟《新中国国际法学70年》

材料一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华中等地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政权工作人员中，应规定为实行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就是“三三制”政权制度。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政策，应是凡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摘编自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等

材料二   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1年底，我国5个自治区人民政府和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人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30个自治州、72个自治县（旗）中，除个别尚未召开人代会进行直接选举外，政权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均由实行自治的民族干部担任。1987年8月29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西藏自治区村民委员会工作简则（试行）》。这一简则指导了全区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工作，使村民委员会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更趋完善，成为充满活力的群众自治组织。

——刘维芳《中国改革开放成就丛书：辉煌40年政治建设卷》

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施、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旅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旅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材料一   我国历朝统治者在规划行政区划的过程中一般都重视边疆政策的制定，积极经略边疆。譬如秦朝设立辽东郡，以便中央管辖；西汉设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保护商旅往来，使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唐玄宗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黑水都督府，任命其首领做都督。黑水靺鞨地区正式划入唐朝版图。元朝设立云南、四川行省进行管辖，并实行少数民族贵族头领担任地方官的土司制度；明朝在西藏设立卫所，任用藏族人担当各级官吏，赐给印信；清朝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在台湾建省，并直属中央政府管辖。

——摘编自朱亮《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区划制度的变迁》

材料二   近代先贤提出了民族平等的诉求。孙中山把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表述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国民党的性质和大民族主义的民族同化思想，决定了它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民族平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诉求是彻底的，始终坚持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初心即民族平等的原则，中共在全国执政后，通过政协会议确定，采用民族区域自治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1954年之后，民族区域自治更是载入历次修改的宪法中。党把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概括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015年开始了全国的脱贫攻坚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

——摘编自胡岩《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