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元通控告棚民案

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大批异籍农民涌入安徽等地，就山搭棚，垦荒为生，被称为棚民。乾隆五十九年，安徽徽州休宁程氏的一些族人私下将山场租给棚民种苞谷。随着开种山场规模扩大，部分族人与棚民发生纠纷并持续多年，遂于嘉庆十二年以族长程元通名义派程怡仁到都察院控告棚民。

“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泄，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该棚匪千百成群，实为地方之患”

“或设立禁约，责令逐渐迁移，或勘定界址，就地妥为安插，不致无籍之徒愈聚愈多，日久为害地方，亦不至驱逐过骤，激成事端。……以期永杜争端，辑宁民业为要。”

酌断山主退还部分租价银，“方会中等遵即拆棚领银，挈属回籍”。其他棚民，或“酌定章程，分年饬令退山”,或“呈明入籍，照旧编甲"。程怡仁“照虚捏情节混供……杖九十，徒二年半。据供母老丁单，斥县查明照例办理”。其他人等，按律处理。嗣后，禁“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令各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俾共知警惕”。

——摘编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徵浙江棚民史料》

材料   秦朝按户口多少，将县分为上、下二等。降及魏晋，调整为上、中、下三等。其后历代因循，时有变化。及至明朝，改以钱粮多寡，将府、州、县划分为上、中、下三等。

清雍正年间创设了新的政区等级划分“冲繁疲难”制度，“地当孔道曰冲，政务纷纭曰繁，赋多逋欠曰疲，民刁俗悍、命盗案多曰难”，即将交通、政务、赋税和治安四要素综合考虑，来确定州县等第。与这套政区分等制度相匹配，清朝另有一套最要、要、中、简缺等四缺分的选官任官制度，并将四等第与四缺分相联系，最终在乾隆年间形成了“冲繁疲难”四字与“最要、要、中、简缺”四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兼四字者为最要缺、兼三字者为要缺、兼两字者为中缺，一字或无字者为简缺，其中最要缺和要缺由督抚来题调，往往又合称“繁缺”，而中缺、简缺则由吏部铨选，往往又合称“简缺”。

——摘编自胡恒《清代政区分等与官僚资源调配的量化分析》等

材料一 清代吸纳历代经验,建立了系统、完备的教灾制度,其内容主要包括报灾、勘灾、筹赈、赈灾、善后等多个方面,基本覆盖整个教灾过程。清朝将救灾责任法律化,救灾立法体系严整灵活,从而确保教灾制度有效运行。清代注重防救结合,建立了一系列防灾的相关制度,比如用于储粮备荒的仓储制度。其中,作为历代仓储最基本形式的常平仓自西汉创立,一直为后代沿袭。

——摘编自赵晓华《清代救灾制度为何效果显著》

材料二 二战后,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国家千预下的社会平等。在这一目标的带动下,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福利制度的发展形势出现极大的转变,逐渐暴露出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开支增加速度快,导致出现了财政赤字现象,增加了税收负担,如此便降低了生产效率;其次,市场机制作用被剧弱,严重阻碍了竞争与生产;再者,如今国际领域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各个国家面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在此环境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经济制度降低了原本的竞争力,导致平均利润降低:最后,福利制度本质上属于一种奖惩机制,所以也会对社会风气、资本主义社会原本的竞争精神造成破坏。

——摘编自魏煦哲《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及其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