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适应在华贸易发展的需要，1864年，英商投资创立汇丰银行。1868年，该行已被公认为“在中国最为重要的公司”。19世纪七八年代以后，汇丰银行一家买卖的外汇数额，经常占上海外汇市场成交总额的60%-70%，其外汇买卖牌价成为中国外汇市场行情的准绳。从1874年到1890年，清政府共借外债26笔，汇丰银行一家贷了17笔，占70.04%，成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急先锋。1894年后，汇丰银行在承贷的外国银行中独占鳌头，并在每一笔对华贷款中，附加苛刻的条件，借此控制中国的税收存管等命脉。此外，汇丰银行营业即对外发行小额钞票，到1890年末，已达618万元，“与营业于东方各国之银行相比，则汇丰银行之兑换券流通数为最多”。
——摘编自姜建清、蒋立场《中国近代银行史》
材料二 1912年经孙中山先生批准，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成立伊始，即大力支持南京临时政府，经募公债、代收税款、稳定货币发行。1915年中国银行试办外汇业务，后又增加外币贷款、经理政府外债等业务，与外国银行相抗衡。1928年后，中国银行通过贷款支持，帮助经营困难的张裕酿酒公司、无锡荣氏申新纱厂渡过难关。20世纪30年代，中国银行斥巨资扶助铁道、公路、煤矿和水利建设，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支持内地经济振兴，率先发展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恐慌蔓延，引发提存和抢购外汇风潮，中国银行为平衡汇市共投入英镑797万磅、美元1442万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银行积极为国纾难，每年经收侨汇占全国侨汇总数的50%以上，有力支援了前线。
——摘编自宗良、孙雨心《百年中行金融报国的历程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汇丰银行在中国迅速扩张的表现及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归纳中国银行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
 甲 |  乙 |  丙 |
19世纪，骑马出行还是很受欢迎的出行方式，但养马需要专人打理，马粪也会给道路带来污染。1817年，冯·德莱斯男爵发明了能够保持平衡的“跑步机”（甲）。1867年巴黎世博会上，前轮安装了脚蹬的“米肖自行车”吸引了成千上万人前来参观。这种装着木头轮子的自行车价格昂贵，是富有阶层的娱乐工具。1870年，一种配有钢质辐条的车轮诞生。1885年，英国人约翰·斯塔利发明了罗孚安全自行车（乙）。1888年，充气轮胎的发明提高了骑行的舒适性，自行车逐渐流行起来。不少女性加入骑行行列，她们抛弃沉重的裙装，走出深居简出的生活，“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自主”（丙）。
20世纪上半叶，自行车大批量生产，进入千家万户，成为普通民众的宠儿。“工人和职员不必住在工厂附近，可以选择享受郊区的环境；农民不必困在乡野，而可以选择体验城市的繁华。”自行车形成完备的生产、销售和维修体系，许多知名的汽车制造商，如法国的标致和德国的欧宝都是靠自行车制造起家。二战后，汽车行业蓬勃发展，远距离高速的舒适体验使汽车取代自行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七十年代后，因石油价格上涨、工业污染以及汽车带来的交通拥堵，一些国家重新倡导自行车交通。近年来，与移动互联技术相结合的共享单车兴起。自行车没有噪音和污染，又能锻炼身体，深受城市精英阶层和健身爱好者的喜爱，成为引领时尚的新潮流。
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从交通与社会变迁的视角，解读自行车的发展历程。
要求：提取信息充分；总结和归纳准确、完整；解释和分析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中世纪晚期，英国在继承罗马古干道的基础上，修建了一些新道路。以当时的交通状况，从国内任何一个地方出发，骑马两周内都可以到达伦敦。北方以“北方大道”为主体，连接北方各郡，东南部道路分布稠密，西南和西部相对偏少。为发展地方经济，人们对内河航路设施的建设具有浓厚的兴趣。英国海岸分布着众多与可通航的内河相连或相邻的港口，构成了一个发达的沿海交通网。
材料二 交通运输的发展架起了城乡之间沟通的桥梁，周围村庄、附近城镇、繁华城市都留下了农民商品买卖的身影。处于交通沿线的村庄渐渐与城镇融合，将人们孤立和隔绝起来的种种界限正在逐渐消失，领主的超经济统治逐渐削弱，村庄的农奴转化成市民，所有佃户享有市民全部的自由和习惯。城镇里的“自由空气”吸引着乡下众多“外来者”不断涌入，在新的经济生活的孕育下，个人权利意识和要求越来越强烈。14世纪末，受雇于庄园的长工多数离开庄园，有的去做打谷之类的短期农活，还有的成为乡村木匠、织工、屠夫等。
——摘编自郭华《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运输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变化的影响》
(1)据材料一，概括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业发展的特点。(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英国交通建设对社会变革的影响。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以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材料二 自20世纪初起，日本人不断侵入中国海域捕鱼，殴打、驱赶中国船只和渔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中国近海及远洋渔业。1926年9月14日，北京政府颁布《渔业条例》，规定凡欲在领海及其他一切公用水面置定渔具、划定渔场经营渔业，须依该条例呈请核准。然而中国未出台有效渔业保护措施，他国尤其是日本对中国领海的侵渔情况依然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海洋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缺乏实际操作性。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与日交涉，列强从表面上看是按照国际公法行事，但其实质是借武力实现对其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诉求，从而形成了严重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局面。
——摘编自郭渊《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材料三 1986年我国颁布了《渔业法》，它从法律意义上对我国延续数十年来以海洋捕捞为主的渔业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战略高度对渔业发展进行了新的定位，即以养殖为主。1993年国家提出进一步完善、规范渔业股份合作制，更进一步明确产权界定，明晰生产责任，极大地提高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2006年渔业补贴制度出台，政府逐渐加大了渔业资金投入。该政策的实行在降低渔业成本、减轻渔民负担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也为促进海洋捕捞产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好地应对了国际竞争激烈的现实情况。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渔业现代化起步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回答清政府准许组织渔业公司的目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渔业保护为什么充满曲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渔业政策的影响。
材料一 自19世纪中叶开埠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城市化的步步推进，上海转变为世界的“东方巴黎”，成为中国最为现代化的都市，英文modern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摩登。城市化伴随着上海的国际化、商业化、现代化，使其成为中国现代化城市的象征。城市化和工业化都离不开人口的增加。上海的城市化也同样表现为人口集中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中国早期的城市化更多是在外力推动下，以商业化为主要动力。在经济因素推动的人口聚集过程中，商业贸易成为其中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随商业贸易而移民上海的商人成为上海都市移民中重要的一部分。
——摘编自艾萍《近代上海城市化特征初探》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城市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变化，形成了城乡分离的趋势。近代城市从物质外观到文化样式上都呈现出了迥异于传统乡村的新局面。然而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中国近代城市的变迁不仅有着明显的不同步性，而且也因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形成了相互对立的两个世界。
——摘编自翟志宏《论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价值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上海城市化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材料一 （英国）工人买的土豆多数都是质量很差的，蔬菜也不新鲜，干酪是质量很坏的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又陈又硬，都是老畜的肉，甚至常常是病死或死畜的肉，并且往往已经半腐烂了。穷人即工人每花一文钱都得盘算一下，结果，所有这些掺假的甚至常常是有毒的食物都卖给了他们，把咸黄油冒充新鲜的出售，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格便宜的东西，制肥皂时刷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可可里面营掺有筛得很细的褐色粘土，把泡过的茶叶晒干烘焙然后当作好茶叶售卖。
（英国）社会正是在自己的成员最需要它援助的时候抛弃了他们，让他们去受命运的摆布……我坚决认为：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并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战争。
——摘编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
材料二 1996年在英国发生的“疯牛病”事件使许多消费者谈“牛”色变。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员国际流动频繁，国际贸易发展迅速，世界各国的轻济依存度日益加深。食品安全问题日渐成为世界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强化食品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呼声日益高涨。当前，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和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督体制，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方面起步较晚，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仍很多薄弱。
——填编自李段《全球化背景下的食品安全：制度的建与国际合作》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恩格斯描述当时英国食品安全状况的主观意图，简要指出19世纪中期英国食品安全状况堪忧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90年代以来食品安全问题的成因、简述推动强化食品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意义。
材料— 重建后的雅典卫城，城内建筑群没有中轴线，不苛求对称，建筑物利用复杂的地势而建，彰显着城邦精神与寄托。数量可观的公共建筑与简朴狭小的私人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突出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特色，也从深层次反映了雅典政治文明内核。古典时期的雅典城城市居民有着平等的居住条件，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混住在一起，没有区划，仅在用地大小与住宅质量上有所区别，且这种差别也要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雅典人将极大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到高高的卫城山上，以塑造他们的城邦精神和理想国，圣地卫城汇聚了当时最杰出的工匠、技师，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建成。新修建的卫城如伯里克利所想的那样，在古典时期一直是雅典城邦精神的化身和有形体现，是雅典人甚至是希腊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人们在每年的节庆日里结成队伍去那里膜拜神明，祈求和平，分享祭品。
——摘编自白继萍《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汉长安城位于今西安西北部渭河南岸的台地上，地势南高北低，从整体外形上看是一个斗形城市，所以有“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是也”的说法。汉长安城营建工程贯穿了整个西汉时期。城市中、南部是以宫殿、官署及贵族府邸等组成的政治活动中心，而市坊及居民区等经济区集中在城北。在汉长安城的建设中，许多宫殿的命名以及修建都比附着天上的星辰，如昆明池、飞廉馆、太液池、桂观等，这种思想立即漫透在城市设计规划当中，渗透着君权至上、不可轻蔑的含义。西汉末年，统治者在长安城南郊修建了明堂、辟雍、社稷等大规模的礼制性建筑群。
——摘编自白继萍《古典时期雅典城的城市布局及规划思想研究——兼与汉长安城比较》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雅典城市规划的思想。(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汉时期与古代雅典城市建设的异同，并分析产生差异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16—18世纪，英国的社会财富出现普遍增长，无论是上层、中层还是下层的收入都有明显的增加。其中，新兴的中等阶层不仅人数众多，在消费观念上也有别于上层社会。与上层盲目追求奢侈消费和炫耀式消费不同，中产阶层更喜欢新商品，更注重舒适、便利和品位。这使得中等阶层取代上层，成为消费的主力。与此同时，原来由上层专享的咖啡、茶叶等奢侈品的价格大大下降，逐渐成为全民共享的普通消费品。据估计，英国男性识字率由16世纪的20%增至18世纪的60%，女性识字率也有所提高。歌谣集、近代小说逐渐兴起，报纸的发行量也大大增加，阅读书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消费的一部分。
材料二 至18世纪，一个新型的消费社会在英国逐渐形成。伴随着消费社会形成的是国内市场不断扩大。为了“迎合购买者的自命不凡”，供应商不得不绞尽脑汁不断改进技术以推陈出新。咖啡馆、酒吧、图书馆成为人们休闲的重要场所。在咖啡馆，等级和出身没有任何用武之地，其座位向所有人平等开放，“每个角落都是自由的”。与英国人消费同步发展的是全球化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冲突、压榨和战争。美洲的种植园专门服务于英国的消费者，为了维持种植园的生产，英国人的奴隶贩子运来了黑奴。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李斌《近代英国民众休闲消费品的变化及其历史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16—18世纪英国社会消费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英国“新型的消费社会”形成的影响。
材料一 关于高利贷的明确记载始于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栾桓子曾“假贷居贿”。西汉的高利贷更为发展，放贷人数和金额都非常巨大。文帝时，农民为了交纳急征暴赋，有物产的只得将物产半价而卖，无物产的就只得借债，“取倍称之息”。唐宋时期高利贷盛行，玄宗曾下诏限制：“比来公私举放，取利颇深，有损贫下，事须厘革。”北宋又有营债，是军官向士兵放的高利贷。《宋史》记徽宗政和二年（1112）臣僚指出的军政六弊，其一即为“举放营债”。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古近代金融史》
材料二 1715年路易十五即位，次年国家财政赤字接近1亿里弗尔。法国政府起用银行家约翰·劳，允许其开办一家银行并发行纸币，并授权他创办了一家“西方公司”，该公司股票竟能以最高达40倍的价格出售。股票热购刺激了货币流通需求，约翰·劳顺势大量发行纸币。这场冒险活动中，王室用纸币偿清了债务。但其底细很快泄露，人们争抢着去银行挤兑金币，银行印刻倒闭，许多金融家积存的大量纸币顷刻成为废纸，不少购买股票者破产。
——根据张芝联《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世纪70—80年代初，洋务运动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股份公司：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鹤峰铜矿等，均在上海公开招股。1881年，上海股市渐入高潮，《申报》报道，“每一新公司出，千百人争购之，以得票为幸，不暇计其事之兴衰隆替也”。1882年10月9日，原价100两的招商局股票涨至270两，原价105两的开平煤矿市价达230两，原价100两的鹤峰铜矿，市价涨到177.5两。好景不长，10月之后，股价一路狂跌，到1883年底，招商局及开平煤矿的股票市价仅60两，鹤峰铜矿市价30两。这次股票风潮后，人们视购买股票为畏途，“言及公司股票，竟有谈虎色变之势”。
——摘编自叶世昌《中国经济史学论集》
材料四 1997年夏，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中断了亚洲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增长。香港支柱产业悉数濒危，1998年GDP出现多年未有的负增长。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果断采取措施，牢牢遏制住了经济下滑。在香港最困难的日子里，人民币汇率始终保持稳定；内地放宽访港游客限制，使香港旅游业最先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中央政府多次表示在必要时将动用国家的外汇储备帮助保卫港元，对投机势力形成强大震慑。香港对抗狙击金融危机取得胜利，到1999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终于结束了连续5个季度的负增长，走上了复苏之路。
——摘编自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高利贷的主要危害。(2)根据材料二、指出法国政府起用约翰.劳的目的，以及这场“冒险活动”给法国造成的恶果。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股票风潮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后果。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应对香港金融危机的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