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回顾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自周初提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发展为“民本”“重民”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纵观思想文化史，兼综融合是其重要精神和传统。这样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以高度的凝聚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协同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思想文化对大一统社会的作用力。

——摘编自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大清一统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成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商部的头等顾问官张謇条陈商部，并奏清廷获准于沿海7省组织渔业公司，以开发海洋渔业。翌年，张謇在上海创办江浙渔业公司，兼任经理。同年，该公司将一艘在青岛捕鱼的德国500马力蒸汽机拖网渔轮购买过来，命名为“福海”号，为我国近代渔业史上的第一艘渔轮。它在航行上不再依靠风力，生产操作上借助机械的传导，增大了网具，提高了捕捞生产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生产安全。1912年，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上海炮台湾正式成立，涵盖船舶驾驶、水产捕捞、水产加工、海水养殖、渔业经营等学科。

材料二   自20世纪初起，日本人不断侵入中国海域捕鱼，殴打、驱赶中国船只和渔民。社会各界强烈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保护中国近海及远洋渔业。1926年9月14日，北京政府颁布《渔业条例》，规定凡欲在领海及其他一切公用水面置定渔具、划定渔场经营渔业，须依该条例呈请核准。然而中国未出台有效渔业保护措施，他国尤其是日本对中国领海的侵渔情况依然严重。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海洋法律制度仍不健全，缺乏实际操作性。在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与日交涉，列强从表面上看是按照国际公法行事，但其实质是借武力实现对其政治、经济等利益的诉求，从而形成了严重不利于中国的政治局面。

——摘编自郭渊《民国时期的渔业政策和对南海渔权的维护》

材料三   1986年我国颁布了《渔业法》，它从法律意义上对我国延续数十年来以海洋捕捞为主的渔业政策进行了调整，从战略高度对渔业发展进行了新的定位，即以养殖为主。1993年国家提出进一步完善、规范渔业股份合作制，更进一步明确产权界定，明晰生产责任，极大地提高了渔民的生产积极性。2006年渔业补贴制度出台，政府逐渐加大了渔业资金投入。该政策的实行在降低渔业成本、减轻渔民负担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也为促进海洋捕捞产业的稳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更好地应对了国际竞争激烈的现实情况。

材料一   “非物质遗产”这一概念是由日语翻译成英语的，它来自1950年日本的一次立法活动。日语中的“文化财”概念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遗产”。1949年1月22日，奈良法隆寺金堂壁的大火成为1950年日本颁布《文化财保护法》的直接导因。后来日本也将每年的1月22日定为“文化财保护日”。这部法律不仅针对有形文化财，同时提出要保护无形文化财，并为保护“重要无形文化财的持有者”建立了“人间（人类）国宝认证制度”。韩国在1964年借鉴并采纳了这一举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借鉴日本和韩国的实践经验，于1993年创建了“人类活财富”(Living Human Treasures)体系，要求各会员国建立本国的“人类活财富”体系，开展扶助民间传承人的活动，并多次组织各成员国举办“人类活财富”培训班。我国提出了本土化的概念——“代表性传承人”，并于2007年6月认定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计226名。

材料二   20世纪末 21世纪初，UNESCO 部分官员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点。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巴莫曲布嫫《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概念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