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白菜原产中国。新石器时代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一个陶罐里有白菜籽，距今有6000多年的历史，比除稻谷外其他原产中国的粮食作物要古远。白菜古时称“菘”，春秋战国已大量栽培，南北朝时已是中国南方最常食用的蔬菜之一，唐代出现了白菘、紫菘和牛肚菘等不同的品种……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在日子已经很滋润了的今天，白菜依然是中国民众餐桌上无可替代的主菜之一。白菜在明朝时由中国传到朝鲜王朝，之后成了朝鲜泡菜的主要原料。日本初见大白菜是在1875年明治8年的东京博览会清政府的展台上，明治政府花钱买回了3株展品，在爱知试种2棵，东京试种1棵，但全都结不了菜球以失败告终。20世纪初，日俄战争期间，有些日本士兵在中国东北尝到这种菜觉得味道不错，于是把它的种子带到了日本，最终在仙台培育出白菜，并广泛种植。目前在日本市场上出售的食品工厂生产的饺子，基本都是猪肉白菜馅的。

——摘编自彭世奖：《中国作物栽培简史》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城市与国土、国土与上天都是一一对应的。在长期对宇宙天体的认识中逐渐形成了“天圆地方”的空间形态观念，所以理想的城市是方形的。皇宫位于城市中心，南北和东西向大道将城市分割成棋盘式的街区，这一理想模式传承数千年。宋代是中国传统城市街道发展的一个分界点，里坊临街一面开满商店，酒肆……街道不但具有交通功能，还形成了繁华的商业街市。明清时期，由于和山水的结合，南方市镇街道布局与水系结合成双重性的交通体系。

——摘编自《中国传统城市街道的形成与变迁》

材料二   公元前8世纪，希腊城市是不规则的，街道狭窄且弯曲，俭朴的住宅拥挤在一起。但美丽的自然风光、多山多石的环境培养了希腊人喜爱户外活动的性格。雅典的街道尽管没有非常明确的人工规划，但形成了以庙宇和广场为主导的活泼多变的城市景观。公元前5世纪，希波丹姆在希波战争后的城市恢复建设中以几何与数理知识为蓝本，用规则的棋盘式网格构建城市框架。

——摘编自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材料 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重金属流入西欧，大大增强了购买中国丝绸、陶瓷的能力。欧洲商人在中国采购到大量的丝绸，并非全部运回欧洲，而有相当部分被他们转运至其它亚洲国家牟利，用获取的利润维持东方殖民统治。据报告称16世纪末葡萄牙人从中国每年输入丝绸5300箱，每箱有250匹各色丝绸。从17世纪中叶起，中国的漆器、屏风、家具、壁纸、轿子、扇子等，越来越多地输入欧洲各国。追求中国趣味的风尚遂在法国应运而生，不久蔓延到欧洲各国。中国物品的式样及其设计原则逐渐为欧洲艺术家所熟悉，中国物品所表现出来的新观念和新形象影响了欧洲人的艺术追求。与此同时，美洲一些农作物也陆续辗转传入中国。玉米传入中国后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万历后期至明末，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西学，包括自然科学、哲学和艺术。其中科学技术占了大部分，如天文、历算、物理、地理、火器铸造技术、水利、建筑、地图测绘等，都在这一时期传入了中国。如1583年，利玛窦编绘和刊行了12种世界地图，其中保留至今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地图是《坤舆万国全图》。该书所反映的地理学知识开辟了中国人的视野，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

——摘编自彭顺生《新航路开辟与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时，医疗资源贫乏，主要集中在城市和沿海地区。1949年11月，卫生部设立了专管卫生防疫工作的公共卫生局，统一负责全国传染病、交通检疫、环境、食品、学校与劳动卫生和卫生监督等工作。1952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成立，掀起了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血吸虫病、黑热病、鼠疫、麻风病等得到有效治理。之后，逐步组建了包括卫生防疫、地方病控制、妇幼保健等公共卫生机构体系。60年代中期，城市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所）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农村形成了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均集预防、医疗、保健于一体。197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到169732个，专业医院9293个，卫生技术人员2463931人，中医院与中医院校广泛建立。

——摘编自李玉荣《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与中国卫生事业》

材料二   《1911年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工人参保由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出资，参保工人可免费接受全科医生诊疗。二战期间，战时医疗服务体系提供的免费诊疗范围扩展适用于遭空袭的伤员、服务业人员、生产军需产品的工人、特定的慢性疾病患者，最终适用于战时所有行业的工人和其他需接受医院治疗的人。《1946年国民医疗服务法》强调卫生大臣有责任促进建立全面的医疗服务，据此建立了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形成了大区医院管理委员会负责医疗机构管理，地方卫生当局负责地方公共卫生服务管理，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全科医生服务管理。

——摘编自李鸻《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行政治理研究》

材料一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乡土运动作为德意志帝国时期应对“现代化危机”的一场广泛的精神和社会运动，在当时倍受关注。人们希望通过精神和社会层面回归乡土，安抚和消除急速现代化所带来的阵痛与不适。在他们看来，农民生活和农业经济才是理想形态，农村生活也是最幸福的，而如今农民逃离乡土和农村空洞化，毁灭传统乡村景观和文化。在恩斯特·鲁道夫和“德国历史与古典联合会”的呼吁下，整个帝国范围内迅速形成一场广泛的乡土运动。一方面，着力对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传统建筑和艺术等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进行抢修性维修和保护；另一方面，强化对乡土自然环境保护；防止工业化对自然环境肆无忌惮的功利性破坏和掠夺。乡土运动的高涨感染到了当时帝国和各邦高层的一些统治者，他们也加入运动中，最终将自然生态和景观保护上升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政策，政府陆续建立自然保护机构，以具体的立法和财政投入措施支持自然保护。

——摘编自邢来顺《回归乡土与德意志帝国时期的现代化危机》

材料二   民国时期乡村运动主要是指这一时期一些有影响力的乡村建设派人士与团体，在某些乡村进行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诸多方面内容的综合建设和发展运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城市资本主义获得一定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却出现衰败景象，一批有识之士力图通过乡村运动实现“民族再造”的使命。为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梁漱溟认为要挽救乡村出路不在于向西方学习，而应“认取自家精神，寻去自家的路走，从创造新文化上来救活旧农村”。晏阳初提出：“从文字方面以提高民智……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攻穷；以公民教育攻私；以卫生教育攻弱”。卢作孚力图构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乡村城市化为带动的“乡村现代化＇建设模式”。这场运动到1937年被迫中止。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