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750年英国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1%，1851年增加到52%，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同时，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1851年，英国已有580多座城镇，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已有7个，移民人数约1790万人。这时期推动城市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如大型纺织和钢铁工业，海外贸易和服务业的急速扩张,铁路的延伸等，制造业城镇、港口城镇和休闲城镇层出不穷。英国的近代城市化并无先例可循，此时的英国又是处在自由主义时期，城市化发展产生了区域的非均衡性、城市基础设施不足和组织混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摘编自彼得·克拉克《欧洲城镇史》

材料二20世纪中后期，在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趋势。这里的“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而是指大城市中心人口过度聚集，开始逐步向城市周边迁移，同时城市中心的部分工业、商业等经济活动也向周围蔓延扩散。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发展，城市周围农村地区发展迅速，而城市中心出现了衰退趋势。

——摘编自曹立杰《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逆城市化研究》

材料三1978到2017年，中国城镇人口从1.7亿增长到8.1亿，中国经历了大规模快速城镇化过程。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城市政府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根据实际，合理控制人口密度。建设一批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区新城，推动多中心、郊区化发展。同时，有序推动数字城市建设，提高智能管理能力，逐步解决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过密问题。”

——摘编自《百年党史》

材料一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活动之一、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已经初步形成专业体系。货币借贷促进了财富的集中，集中起来的巨大财富必然要形成资本，资本的形成又反过来对社会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根据《汉谟拉比法典》中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当时利率水平很高，债务人利息负担沉重，往往由此而沦为奴隶。古代两河流域丰富多彩的货币金融活动是其商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特征，其商业文明影响广泛深远，成为其后地中海地区进而欧洲大陆商业文化的源头。

——摘编自禹钟华《古代两河流域的借贷及其影响》

材料二   “银行”一词，源自意大利语 Banca，原意是长凳、椅子，英语转化为 Bank，意为存钱的柜子。15-16世纪时期，随着跨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出现了将不同型制的金银铸币换成某一标准货币的需要。一些商人看到了这种需求的潜在利益，于是开始经营货币兑换业务。为避免货币意外损失，且在交易中又能方便地使用其货币，人们便开始将多余的或者暂时不用的货币交由兑换店或者金店保管。在这样的背景下，兑换店开始主动吸收存款，发放贷款，银行就诞生了。1580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建立的银行是普遍认可的世界上最早的银行，随后荷兰、德国、英国也相继设立了银行。

——摘编自刁莉、胡娟《银行的起源、交易及合约密集化》

5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   《大公报》作为近代著名报刊之一，是了解晚清社会的重要史料，其所刊发的医学广告数量众多，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大公报》医学广告（1902—1912年）

——摘编自翟凌枫《晚清<大公报>医学广告视野下的西医东渐研究》

材料一     秦王朝交通建设最具时代特色的成就,是 驰道的修筑。“治驰道”是秦始皇统一后第二年就开始进行的宏大工程。对于驰道的形制,西汉人贾山曾有这样的记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全雄，树以青松”“道分三条,广五十步。”秦王朝修筑的驰道，东北通达燕地和齐地，南面行抵吴地和楚地，江湖之上,以及海滨的宫观,都可以一一连通。秦始皇时代,还曾修筑由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直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的大道,称为直道。据载,这条道路全长“千八百里”。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十五讲》

材料二

——摘编自牛强强《中外公路发展对比●中国公路发展史》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农学理论始终把天、地、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强调实现农业丰收必须把顺天时、量地利、用人力三要素加以有机结合，并进行统筹规划。在医学上，传统的中医理论强调把人放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体中去剖析病症，严格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的、有明确针对性的疗法，始终把患者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整体观察、辩证论治。也正因如此，传统中医理论令推崇技术实验、病理分析的西方医学家颇感费解。

——摘编自夏国军《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特质》

材料二   17世纪以来，科学的权威已为近世多数哲学家所承认。此一权威，殊不同于教会的权威。科学权威，理智的力量也。人之于科学权威，可以拒绝，可以接受。拒绝，无须受惩罚。接受，无须出于保身家、保名誉之考虑。……再者，科学的权威，明一理有一理之权威，明二理有二理之权威。科学的权威，止于已明之理：不若天主教义，乃包罗万象之体系，道德准则，人生理想，甚至世界之过去与未来，无一不在此体系之内。科学如有所见，仅以此时此物已有科学实证者为限。……科学的权威，尚有一点不同于教会的权威，……即科学作出的判断，曰此是暂时的结论，此有盖然性，科学的结论可加以修正，此是科学家共有的见解。

——摘编自罗素《西方哲学史》

材料一   我国很早就有设置专门的官吏掌管农业、传授农业技术的记载。“劝课农桑”是历代皇帝倡导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也是地方官吏的职责之一。周朝时期就有官吏承担起传授农业技术的责任。而一些在劝课农桑上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官员也得到了百姓的交口称赞。如宿州一石碑上记载的“民获所利，刻石以颂刺史”，即用以铭记该官员推广“淤田法”使当地农业获得发展的事迹。我国古代许多农业创新之举也多为官员实践得出并推广的。总之，我国古代的农业技术的传授与推广大多是由地方官吏负责的。

——摘编自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漫话·中国古代农业教育》

材料二

材料一   1936年不同经营面积的农户纯收入数据表（以四地177家农户为调查数据来源）

材料二   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土地制度，农户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当时，大、中、小型机械已经进入农户家，农户主要经营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也开始进入农户的经营领域。从1979年以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人均占有土地状况大大改善；农户拥有先进机械的比例大大提高，传统生产工具占比不断降低。2009年至今，家庭经营性收入异军突起，进城务工收入有所减少，农户生产或经营方式都高度市场化。——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余勇亮《农户经营方式转型研究—三大历史时点的比较与不同区域的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