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 相关记录 |
吕颂《为张侍郎乞人勤表》 | 管区内“素多瘴疠”,又“绝无医人,素乏药物,深人穷谷,无处市求,任重命轻,何可言疾。” |
元稹《叙诗寄乐天书》 | 通州之地,“夏多阴霪,秋为痢疟,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 |
李德裕《与姚谏议书三首》 | “自十月得疾,伏枕七旬,属纩者数四,药物陈,又无医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 |
A.民众的卫生意识普遍淡薄 | B.政府轻视医疗人才的培养 |
C.地方的医疗资源较为匮乏 | D.常年战乱使生存环境恶化 |
A.都江堰水利工程修建 | B.许多地区采用坯车制坯 |
C.南阳杜诗发明冶铁工具水排 | D.马钧革新翻车并在民间广泛使用 |
A.生产工具改进强化了等级观念 | B.工业革命造成阶级分化和对立 |
C.工人阶级觉醒并登上历史舞台 | D.工人运动急需科学理论的指导 |
材料一:我国古代典籍中城市规划相关记述表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 《周礼·考工记》 |
“王城方九里,公城方七里,侯城方五里,爵城方三里。” | 《左传·隐公元年》 |
“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早,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 《管子》 |
材料二 官方传统:涉及地方府县城市皆须建置官方设施,如坛庙、救济场所、学校、仓库、旌表申明设施等,对选址、规模、式样等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民间传统:参与选址、择向、山水格局建构等工作处理人工建设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和人工建设中的具体工程技术问题。
士人传统:保障着官方法规以适当的方式落实于城市具体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经济状况之中,不懈追求和谐的社会秩序。
——摘编自孙诗萌《浅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三个传统”》
材料三 中国城市告别传统城市形态走向近代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的。中国的城市近代化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一批有别于传统封建市镇的近代城市首先在通商口岸崛起。……这些通商城市以贸易为中介,并通过强行建立租界等手段,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技术、城市建设与管理、文化样式及价值观念移植嫁接到传统城市之中,从而使这些城市走出乡村社会及文化的包围而开始了艰难的近代之旅。
——摘编自涂文学《中国近代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论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理念。(2)根据材料三概括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背景。
材料一 50年代初期农村血吸虫病(因血吸虫寄生人体导致的疾病,钉螺和粪便是传播途径)疫情严重,且没有针对性的安全药物,卫生人员短缺,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关注,1955年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开展,发动群众,实行大规模的灭螺和粪管运动。江苏1958年“每天都有几百万群众奋勇作战,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动人景象”。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诗,鼓舞了群众的士气。
——摘自余新中《真实与建构:20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等
材料二 1980年起,农村开始从集体制转变,群众大范围的灭螺运动已经很难实施。1984年,血防工作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控制概念,开始采取人畜化疗为主、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措施,同时重视人群健康教育也是血防控制措施的重要方面。1992年,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血防控制。各地还进行了疏通河道、修建沼气池等环境改造措施。
——摘编自李林瀚《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
依据材料一、二,概括新中国两个阶段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形成原因。
A.周朝城市建设已经颇具规模 | B.考古发现可以影响历史研究 |
C.周朝建筑深受分封制的影响 | D.考古是研究历史的最佳途径 |
A.隋唐时期海上贸易的发达 |
B.丝绸之路开通后,丝和丝织品大量西运 |
C.长安城来自各地的商人来往不断,商业繁荣 |
D.唐宋时期“陶瓷之路”的发展兴盛 |
材料一 1910年10月,上海租界发现鼠疫病例,随后迅速蔓延。工部局(租界管理机构,由外国居留民选举产生的董事会领导)以法令形式要求检疫一切传染病。在租界官员眼里,西式建筑宽敞,多用水泥构建,而华人由于房屋低矮、阴暗、潮湿,多用木质材料构建,且四周堆满垃圾,易滋生老鼠,因此华人被列为重点检疫对象。外国职员平常对华人习惯于趾高气扬,被检家庭稍有拖延,立即斥骂;对环境杂乱污秽的家庭,强行进行隔离;不顾华人向有内室不见外人的传统,对所有男女一一检查,致使妇女感到格外羞辱。检疫激起下层民众不满,引发了街头骚乱。
经过华人精英与工部局的谈判,最终华人获得自主检疫权。此后华人通过社会募捐建立隔离病院,大力宣传鼠疫和卫生方面的科学知识,改变了将瘟疫视为神鬼作祟的普遍认知,使检疫得到了民众理解。华人检疫工作一丝不苟,受到舆论好评,最受华人舆论赞扬的是检疫人员对患者的关爱和抚恤。最终鼠疫得到控制,让外人对华人社会刮目相看,华人满怀信心提出:“租界华人与西人同一纳税,断无不能与议之理。此皆我华人自放弃权利之故,我愿嗣后租界上凡有所兴革,我租界居住之华人皆宜举代表列席,不独检查鼠疫一事而已也。”
——摘编自胡成《检疫、种族与租界政治》等
(1)阅读上述材料,解读1910年上海租界鼠疫风潮。
材料二 50年代初期农村血吸虫病(因血吸虫寄生人体导致的疾病,钉螺和粪便是传播途径)疫情严重,且没有针对性的安全药物,卫生人员短缺,这引起毛泽东等高层领导的关注,1955年血吸虫病防治运动开展,发动群众,实行大规模的灭螺和粪管运动。江苏1958年“每天都有几百万群众奋勇作战,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动人景象”。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诗,鼓舞了群众的士气。
——摘自余新中《真实与建构: 20 世纪中国的疫病与公共卫生鸟瞰》等
材料三 1980年起,农村开始从集体制转变,群众大范围的灭螺运动已经很难实施。1984 年,血防工作引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控制概念,开始采取人畜化疗为主、易感地带灭螺为辅的措施,同时重视人群健康教育也是血防控制措施的重要方面。1992 年,世界银行提供贷款用于血防控制。各地还进行了疏通河道、修建沼气池等环境改造措施。
——摘编自李林瀚《中国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演变》
(2)依据材料二、三,概括新中国两个阶段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主要特点,并简析形成原因。
材料四 近代欧洲国家建立了隔离检疫制度, 但不利于海运贸易的发展,由于缺乏统一标准, 容易造成禁运混乱。为此,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召开,试图在疾病控制和经济发展中寻求平衡。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将多国公共卫生管理者召集在一起,因此这一年被视为“国际卫生”的起始点。随后,大会定期召开,但这种形式并不稳定,也缺乏约束力。
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卫生”概念兴起,并逐步取代“国际卫生”。“全球卫生”是跨越国家边界的、非一国之力所能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是公共卫生向全球范围的扩大和延伸。卫生已不再限于其本身,而是涉及到外交政策、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等多个方面,需要多部门协同,“国际卫生”中依靠卫生部门的应对方式已不能适应形势需要。涉及各国的全球卫生问题,也需要外交的介入。这种卫生与外交的融合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两大成果,即《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和《国际卫生条例》,这些依靠国际谈判与协商所达成的具有约束力的工具,在应对全球卫生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郭岩《全球卫生及其国家策略研究》等
(3)依据材料四指出“国际卫生”与“全球卫生”内涵的不同,并结合所学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