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东西方在两千多年的城市发展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比较研究中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欧洲在古希腊和西罗马时期实行城邦制，城市化率很高，在日耳曼人入侵后，大小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庄园制度成主流，城市化率持续下滑。到14世纪中叶以前，西欧有四个“巨型城市”——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和热那亚，但没有一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万人。而中国，从西周到宋元，城市化水平长期处于上升的状态中。据研究，战国时的城市化率就达到了15.9%，西汉时为17.5%，唐时为20.8%，南宋时为22.0%，到明清时期城市化率才有所下降。中华早期文明的发达与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有关。到了唐朝，城市管理的水平又有了很大的提高。
——摘编自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材料二 在工业革命前，英国经济最发达和人口密集的地区，是以伦敦为中心的农业发达的东南地区；工业革命后，煤铁蕴藏丰富的西北地区，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工业中心。农村大批人口开始向工业地区大迁移。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原来是个偏僻小镇，1700年人口有1万人，1773年是3万人，1821年是18.7万人，1841年增加到35.3万人。其他工业城市也出现了人口密集的现象。到了19世纪40年代，大批失地的农民从农村涌进城市，城乡破产的手工业者也纷纷加入城市雇佣劳动后备军的队伍。英国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1851年几乎各占一半；到1871年，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在新兴的工业城市里，按当时人的说法，总是人口密集，河水发臭，空气浑浊。城市中的劳动后备军，有时因为最不人道的强制劳动而累死，有时又因为失业贫穷而饿死。
——摘编自林举岱《英国工业革命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西方城市化的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工业革命时期城市化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借款修路
晚清时期，中国欲修建铁路，需要巨款，如何筹措?当时学者马建忠认为，筹之于官，已不可能，因为官府“拮据已甚”：筹之于民也不行，因为“风气未开，集股维艰”。无可奈何之下，只有“借洋债之一法”。然而兴修铁道的借款数额巨大，向谁借?如何借?如何偿还?都需要详细论证。他认为：
●是借款，而不是入股。他说：“惜债与入股有别，入股可坐分每年赢余，借债者惟指望按年之利息。中国创行铁道，绵亘腹地，岂可令洋商入股，鼾眶卧榻之旁!”
●不能由在华的西方银行承办借债事宜，因为“天下之利，最患中饱”。在华的西方银行，都是外洋分行，而且只有三四家，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他们也需再到邻近洋行筹措，这样就难免出现从中渔利、互相勾结、垄断为奸的问题。所以应该“自行承办，迳往英法都会，与其官、私银行面行商榷，由我计息，由我定价，一杜居间把持之弊”。此外，所借之款直接在该国购置轮车、机器、铁轨，“以外洋之银购外洋之物。既免折耗之费。复无垄断之虞”。
●修筑铁路非一二年所能建成。所以应“并五六年当偿之息。一气借成。以免异日腾挪无所，失信于人”。
●为避免铁路建成之后为洋人所把持。所以在借债之时。“一切借券，第标号数，不标姓名，一俟铁道得利之后，将其券逐渐收回”。即仿效西方的债票法，“债栗书票号，不书姓名，以便辗转抵用，一如银票使公司之利厚者岁提一二成，赎回其票。则不言偿而自偿矣”。
——摘编自王军《中国财政制度变迁与思想演进》
概括说明马建忠主张的合理之处，并谈谈你对当时借款修路的看法。材料 世界文明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交往从封闭到开放、从松散到紧密的历史，也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可以说，从16世纪起，人类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进程，人类命运呈现出加速融合的趋势。
——摘编自程美东《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命运》等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19世纪“人类命运”加速融合趋势出现的原因，并简要谈谈人类相互交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材料一 海洋经济对大国发展有着内在的持久推动作用。英国就是一个正面典型。英国通过海洋向外扩张，不断谋求海外殖民地的经济资源，源源不断地为其自身发展注入财富，最终铸成“日不落帝国”。其实，在海洋发展初期，英国与西班牙、荷兰等海洋强国相比处于不利地位，为此制定一系列航海条例，并为贯彻法案不惜与荷兰开战。而当自身海洋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英国又将航海自由原则运用到极致，力图为英国海上霸主提供制度保证。
——摘编自冯梁《西方海洋强国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材料二 1979年，美国“航行自由计划”（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简称FON）出台，旨在通过对全球范围内被美国认为存在“过度海洋主张”的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来保护美国的“航行自由权利”。2009年之前，美国赴南海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频次相对较低，且没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一特定国家。2009年，美“FON”计划作出针对性调整，南海开始成为航行自由行动实施的重点。 “FON”计划的调整是为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利用南海争端和航行自由问题打压中国的海洋主张，阻碍中国的发展进程。为此，美国逐渐增强在南海的军事部署，并不断以“航行自由”名义派遣舰机赴南海执行侦察、巡航任务。
——摘编自刘松岳《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端研究——基于海权观的视角”
材料三 中国在海洋领域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全球倡议是为了塑造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而非谋求地区霸权、逼迫周边各国“选边站”。中国建设的是海洋经济发达、管控有力、合作广泛，拥有强大涉海综合实力的海洋强国，并将坚持奉行和平发展道路，摒弃“国强必霸”的传统思维，坚定维护合法海洋权益，不争夺海洋霸权，不断推动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进展。
——摘编自王宇轩《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英国确立“海上霸主”地位的主要手段（至少两种），并简析其对英国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09年以来美国“FON”计划调整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新时代中国特色海洋强国战略给世界海洋建设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古代的农业教育以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为主，与农民、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善于积累农业生产中的经验，教育形式灵活多样，贯穿于古代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吕氏春秋》写道：“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中国古代还设劝农官，督导农业生产和劝课农桑。北京图书馆主编的《中国古农书联合目录》中收录农书643种，其中《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授时通考》是中国的五大农书。这些农书有的是按照朝廷命令颁发的，有的是官府组织编写的，有的是根据个人的实践经验和地方特点编写的，这些农书在传播农业知识时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时赟《中国高等农业教育近代化研究（1897-1937）》
材料二 20世纪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近代农业科学技术在中国产生，中国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历史时期。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世界农业的认识和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1.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农业交往和对世界农业研究的探索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2.走向世界的农业交往和世界农业研究的深化发展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3.开拓农业对外交流新途径和世界农业研究的全面发展时期（改革开放以来）。
——摘编自张法瑞、李颖、王东春《20世纪中国对世界近现代农业的认识和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推动中国传统农业逐渐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因素。
材料 1884年，国际经度会议将英国确定为零时区，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授时钟声从此成为全球必须“共听”的中央声源，而中国在全球时区中则成为地方时。电报的辅助为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时钟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各地的时钟网结成一致性的世界时创造可能，进而促成中国各通商口岸城市的西式钟楼与居家生活中的时钟同步采用世界时。
进入民国后，中央政府力图通过改用西历、统一时政以彰显新的政治权威和与世界接轨的决心。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政局动荡、专职时政机构缺失、技术水准不济，标准钟的装设缓慢甚至停滞，最主要的报时装置是各地海关的大钟，以及由无线电关联起来的火车站、码头、银行、机关等机构的标准钟。1928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城市公共标准钟才步入大规模装设的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子母电钟作为城市公共标准钟的技术已臻成熟，并成为一股国际潮流。受此潮流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标准钟的装设迅速推进。
——摘编自封磊 《从钟鼓楼到标准钟：近代中国城市公共报时装置之嬗变》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标准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标准钟使用的影响。
材料一 三国至隋唐，北方广大地区为预防游牧民族的侵扰，建立坞堡，坞堡内以宗族集团为核心，拥有部曲。部曲各有自家的私有经济，但对坞主负有封建义务，不能随意离开主人和土地……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的依附性较强，而独立自主性较差。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动荡，农民在政治上要依靠地主的保护，而在经济上要依靠地主的支持。这种经济、政治上的依赖，导致了人身依附关系。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庄园制度的特点是它的自给自足性。它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又依靠分散的手工业。西欧封建制度的经济单位是村社（公社），在村社（公社）里，男女数十人，彼此间大都是亲戚，分摊土地，一起工作，共同占有大多数东西。在农民之上的是贵族等级集团，或者是世俗领主，或者是主教，修道院院长，或者是诸侯和国王，以及名义最高的皇帝和教皇。领主们负有保护庄园的责任。他们靠租赁土地和使用农奴来进行耕种，靠收取罚金和司法审判费获得丰厚的收入。
——摘编自【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坞堡的特点及其出现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比较中国的坞堡与中世纪西欧庄园的异同。
明代房舍制度
材料一 建国伊始（洪武元年正月）颁行的《大明令》，对于庶民房舍的等级规定：“房舍并不得施用重拱，重檐……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棋、彩色雕饰”。“民间房舍，须要并依《令》内定式。其有僭越雕饰者，铲平；彩妆青碧者，涂土黄。其斗拱、梁架，成造岁久，不须改毁。今后盖造违禁者，依律问罪”。[《大明令·礼令》]在洪武三年八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年六月三次进行补充和细化。
——摘编自张佳《图像，观念与仪俗——元明时代的族群文化变迁》
材料二 （明太祖）命中书省臣：惟作亲王宫得饰朱红、大青绿，余居室止饰丹碧。中书省臣言：亲王居室饰大青绿，亦若无过度者。上日：“惟俭养德，惟侈荡心。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右，岂可使靡丽荡其心也?”[《明太祖实录》卷一O六]
——摘编自张佳《图像，观念与仪俗——元明时代的族群文化变迁》
材料三 明末，江南的富商“一命未沾，辄大为营建。五间七间，九架十架，犹为常耳，曾不以越分为愧”。[唐锦《龙江梦余录》]“嘉靖末年，士大夫家不必言，至于百姓有三间客厅费千金者，金碧辉煌，高耸过倍，往往重檐兽脊如官衙然，因囿僭拟公侯。”[顾起元《客座赞语》]住宅内的装饰和家具的质材日益讲究，皇室、官民四处伐采。山西祁县“正德以前，树木丛茂，民寡薪采，……嘉靖初，邑民竞为居室，南山之木，采无虚岁。……天若暴雨，…延涨冲决，流无定所。”[光绪《山西通志》]
——摘编自姜文川《明朝中后期奢靡之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住宅僭越为例分析》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初建立房舍制度的原因及特点。
(2)根据材料三，指出明末房舍建筑发生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慈善药房的兴起，为英国城市下层民众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医疗保健服务。药房和志愿医院一样，主要通过捐赠获得资助，并将救济对象与捐赠者的推荐信相挂钩。药房的日常管理及设施、人员配备相对单一，使得其运营成本相对较低。慈善药房通常采用合股公司式的运作方式，其捐赠者不仅被赋予推荐病人的权力，还被赋予选举管理者的投票权。药房则主要提供门诊护理、医疗咨询及家庭探访服务，极大地弥补了医院的不足，使得它们能够照顾范围更广的病人。
——摘编自元鹏成《论近代英国惩善药房的兴起》
材料二 井冈山时期医院经费主要是通过打土豪、从国民党军队中缴获和向老百姓募捐筹集的方式解决的；中央苏区时期成立互济会（类似于今天的合作医疗），互济会成员看病不要钱，区、乡工作人员药费也能报销，红军家属和贫苦民众凭乡村苏维埃政府证明给予免费治疗。医治小病、购买膏药等也不要钱，并将人民的医药问题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明确规定：对一切雇佣劳动者“实行免费的医药帮助……不论是普通病还是因工致病、遇险受伤、职业病等，都不需要支付医药费，其家属也同样享受免费的医药帮助”。中央苏区各县、区、乡普遍建立药业合作社来保障药品的市场流通。私人捐助药品也成为当时药品大的来源途径之一。
——摘编自曾红、李瑞《论中央苏区时期医药卫生体系》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慈善药房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央苏区发展医药卫生保障事业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慈善药房和中央苏区发展医药卫生保障事业的相似之处。
材料一 1800年至1910年，欧洲城市人口约增长6倍。19世纪末，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还有16座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巴黎是欧洲第二大城市、法国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制造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都很发达。巴黎人口在1801年为54.8万，到1851年达到105.3万，1896年则达到253.7万；1800年柏林版图扩大一倍，人口为17万，1890年则增加到160万。19世纪柏林不仅是德国的政治中心，且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属加工、化工、机器制造、纺织、缝纫等产业蓬勃兴起，教育、科研和行政机构快速扩张，银行、商店和中心商业区也随之发展起来。
——摘编自付成双《市场经济中的城市化：欧洲的经验》
材料二 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北欧和西欧的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及更远的乡村地区迁移，更多的人口集居在大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多工业企业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地区转移，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化区域不断扩大。随后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如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其中在西欧和美国表现较为突出。
——摘编自王子全《二战后世界城市化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世纪欧洲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二战后欧洲城市化的新变化，并简析影响城市化发展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