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而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摘编自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之《大医精诚》
(1)根据材料，归纳“大医精诚”思想的具体内通。
(2)结合所学，指出上述材料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工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
——摘编自[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材料二 中医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医疗原则。中医认为，人与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因而影响健康和疾病的因素，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和心理因素。同时人体本身也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五脏与五体、九窍、五声等相互联系，组成人体和五个系统，在此基础上又根据脏腑的表里关系通过经络联系起来，共同协调来完成人的生命活动。此外，中医还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提醒人们从生命开始就要注意防病于未然。《淮南子》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
——摘编自邝日建《中医学的特点、特色和优势》等
材料三 在黑死病肆虐时，大约有1/4到1/3的欧洲人口死于这场灾难，一些人由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发展为对社会不平等制度产生痛恨和反抗，以及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深入思考。15—17世纪，人们在抗击黑死病时所采取的一些卫生措施，客观上促进了欧洲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西医逐渐发展起来。
——摘编自王旭东、孟庆龙《世界瘟疫史》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医体现了哪些中国传统文化观点。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瘟疫对近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材料 明末清初，有名医吴有性、戴天章、刘奎，皆以治瘟疫名。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并著论制方，——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戴天章好学强记，尤精於医。其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为人疗病，不受谢。乾隆末，刘奎著瘟疫论类编及松峰说疫二书。又以贫寒病家无力购药，取乡僻恒有之物可疗病者，发明其功用，补本草所未备，多有心得。所著书流传日本，医家著述，亦有取焉。
——摘编自《清史稿》卷五百二
1907年前后，医学家丁福保将“传染病”称为新事物，“自新事物逐渐发现，而传染病之见解，逐渐超于新方面矣”。激进人士甚至产生了“欲强国必先强种，欲强种必先研究卫生，欲研究卫生，必先注意传染病之卫生为最要。中国医道晦盲，卫生一道不讲求，数千年于此”。1910年丁福保撰写《急性传染病讲义》，介绍这门学科产生的由来、代表人物以及新知识的内容。在其影响下中医界迅速接受了“细菌学”和“传染病”的学说，并把它纳入中医学知识体系中。
——摘编自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
根据材料，概括四位名医在医学上的贡献，并对他们予以评价。
材料一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甘薯、番茄、辣椒和南瓜等，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带到欧洲，后来传播到亚洲、非洲等其他洲。美洲作物向外传播的同时，也有很多欧亚作物传入美洲，主要有粮食类的小麦、大麦、水稻，水果类的苹果、葡萄、甜橙、柠檬，蔬菜类的黄瓜、豌豆，经济类的甘蔗等。
——摘编自《历史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二 “其（甘薯）初入吾闽时，值吾闽饥，得是而人足一岁，其种也，不与五谷争地。凡瘠卤沙冈（意为荒芜贫瘠之地、盐碱地、沙漠土冈等不长植被的地方）皆可以长，粪治之则加大，天雨根益奋满；即大旱不粪治，亦不失径寸围。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钱，二斤而可饱矣。于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饥焉得充，多焉而不伤，下至鸡犬皆食之。”
——摘编自《闽书》“南产”
包谷（玉米）：岁共出万余石，苗乡自食并缩酒卖甚众，贫民做粑卖，村市熬糖做粉卖，每石十大官斗，现价易制钱一十二文，较米每石十大官斗现价少易制钱四千六百文。
——摘编自宣统元年湖南《永绥直隶厅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出新航路开辟后世界物种交流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甘薯、玉米传入中国的影响。
隋朝为何营建东都？
材料一 604年，隋炀帝下《营东京诏》，敕令营建东都洛阳。
“……然洛邑自古之都……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况复南服退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隋书·炀帝纪》 |
材料二 任何优势都并非永久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关中地区作为“根本之地”的优势面临着挑战：其一是邻近西北游牧民族，极易受到北方民族的攻击；其二是随着统治集团的庞大，为了支撑朝廷日常支出以及皇族、贵族、百官的物质需求，仅凭八百里秦川自身的物产已经无法满足，而关东地区漕粮与其他物资又面临着运输困难，尤其黄河河道三门峡段“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于是东汉都城东移至洛阳。此后经魏晋至北魏时期，历时数百年，均以洛阳为都。隋唐两代虽立都长安，但又均在洛阳另设东都。
——摘编自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
分析隋朝营建东都洛阳的历史依据。
材料一 《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从西域返回后，向汉武帝汇报说：“臣在大夏（今阿富汗）时，见邛（今四川成都）竹杖、蜀布，问安得此，大夏国人日：吾贾人往市之身毒（即古印度）国。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其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二 精美的华瓷外销，陆上交通，晓行夜宿，辗转搬运，极易破损；而靠海路运输，则不虞路途之遥。而且，海路运输比之陆上运输，不仅安全、安稳，载量也大得多。据估计，一支由30头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只能装载9000公斤货物，而一艘海船则可载船货60～70万公斤，相当于两千头骆驼的运输量。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
——何芳川《中外文化交流史》
(1)根据材料一，张骞提出了怎样的探险计划？
(2)结合材料二，指出宋代对外贸易转为海路为主的原因。
材料一 番薯种出海外吕宋。明万历间，闯入陈振龙贸易其地，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轮白于理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之地遍形载播。
——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材料二 万历庚辰，客有泛身之安南者，公（名陈益，东莞人）管往。比至，首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绘土产日薯者，味甘美。公观其种，贿于首奴，获之。……来.们间通归。……午夏，乃抵家焉。……公至自按向也，以喜非等闲物，载植花坞，冤白日，实已蕃滋，掘啖益美，念来自首，因名“番薯”云。
——《凤冈陈氏族谱》
材料三 玉泰（玉……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砷尤耐旱，宜勤锄，不须厚粪，早甚亦……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早种之最。
——包世臣《齐民四术》
……三十年前，从无开垦者。嗣有江苏之淮、徐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台民，来杭湖两属之各县，棚后山白申，开种谷（……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滋，田禾淹没，岁屡不.-……他日之钱粮何出，犹其后焉者也。
——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1850）
材料四 明朝后期，玉米、番薯等美洲粮食作物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中国，逐渐得到推广。番薯“亩可得教千斤，胜五谷几倍”，玉米“种一收千，其利甚大”，大大缓解了“民食问题”，人们遂能腾出更多的时间、劳力和土地等去发展经济作物，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也因此深受影响。而粮食生产革命和人口爆炸互为因果，清代以来，人口压力不断增加，原本人烟稀少的广大山区，因为“老林初开，包谷不粪而荻”和番薯“备荒第一物”的特性，玉米、番薯等栽种遍野，“生齿日繁”。“棚民租山垦种，阡陌相连，将山土创松，一遇淫霖，沙随水落领注而下，滨河日淀月淤，不能容纳。”
——摘编自何炳棣、陈树平等的研究成果
(1)关于甘薯传入中国，材料一与材料二的说法有何异同？
(2)根据材料三、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对玉米种植的两种态度及各自理由。
材料一 玉黍(玉米)……生地、瓦砾、山场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锄,不须厚粪。早甚亦宜溉……收成至盛,工本轻,为旱种之最。
——(清)包世臣《齐民四术》
材料二 三十年前,从无开垦者。嗣有江苏之淮、徐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台民,来杭湖两属之各县,棚居山中,开种苞谷(玉米)……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屡不登……他日之钱粮何出,犹其后焉者也。
——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包世臣和汪元方对玉米种植的不同态度及各自的理由,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玉米在中国种植的主要因素。
